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老家在四川简阳旧时称为“衙门口”、即解放后的县人民政府右边。我是在1950年“立春”那天出生在这里的。

   我七岁半才上的小学被称为“民办小学”，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和像样的课桌，校址在我家所在的政府街西端，我们的教室却在政府街东端的小巷里。

1958年政府街黉门口旁的高墙上，写满了“总路线万岁！”、“（河蟹）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万万岁！”等巨幅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使全县炼铁、炼钢炉如雨后春笋，连县政府黄桷树空地上瞬间也架起了高炉。昼夜陪伴着烈焰熊熊高炉的是震耳发聩的高音喇叭声：“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太阳那个出来哟红艳艳，老百姓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

同年，全县城九个居委会都建起了“公共食堂”【人们俗称它“伙食团”】。居民都不再在家煮饭，统一在公共食堂蒸“缸缸饭”，即每家用大小不同的红色土罐将自家的米（有的加上红薯），统一拿到“公共食堂”蒸，蒸好后再各自端回家。

在“总路线”、“（河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乘胜挺进中，县规划建新县政府大楼，强迫我家及街坊邻居几天内撤出政府街，我家那座除了有好几间住房，还有天井、厨房、堂屋、公共厕所的五百多平米的私房被“一平二调”，总共仅补偿了一百多元！......

我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衙门口”搬迁到了简城北门城墙内侧简阳最早的“居民点，住房面积只有五六十平米！那地方几不挨，最终划给西街居委委管辖。

县政府黄桷树下的炼钢炉炉倒焰灭时，我的启蒙学校“民小”也停办了，那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时候。

“九曲弯弯赤水河，石盘南山柳沟坡，南泉龙泉过界牌，大面黉门望沙河”，这是旧时代流传于我县的一首民谣。歌中唱了十一个场镇和驿站，也是简阳县旧时的一条邮路，我当乡邮差的父亲，跑的正是这条邮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被派到了当时属简阳管辖的龙泉驿区【后划给了成都】邮政所，负责送那条两三里路长街的邮件。

父母共生育了我们六姊妹，过去全家八口人的基本生活主要靠爸的微博工资，同时母亲以她伟大的母爱帮助爸支撑着这个家——还在政府街“衙门口”时，母亲在我家屋后开荒种地，后来又开荒到了简阳中学后面一带，收获的瓜菜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家庭开支。母亲还经常到“县机关食堂”【又称“农干班”】去帮助做活，所得的回报就是从“农干班”不要的菜脚脚里，寻到一些还可吃的青菜皮、莲花白秆、红萝卜茵等，带回家做成泡菜、盐菜，这又节省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家庭开支。

虽然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大姐、二姐都有了工作，但爸仍是家庭六口人【爸、妈、三姐、哥哥、我、小妹】的主要经济支柱。在一根红苕要卖3元的“困难时期”，爸三四十元的薪水要养活全家6口人，就显得极为艰难了。搬到北门城墙“居民点”后，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高峰，那时提出的口号是“瓜菜半年粮”，母亲加倍“自力更生”，带着我们姊妹在我新家门前的空地和对面的老城墙边上开荒，种了丝瓜、南瓜、冬瓜、“牛皮菜”等瓜菜。附近没水，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我常常要到离我家有好几百米远的降溪河去抬水回来浇灌庄稼。

那时人们最想与之搞好关系的人是伙食团的炊事员，最让人羡慕的工作是到伙食团当炊事员，因为炊事员不仅有饱饭吃，权利还很大。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伙食团是最闹热的地方，如长蛇的队伍由里排到外。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炊事员的飘儿‘摘’【摇晃的意思】一下”。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炊事员的饭勺上——如果卖稀饭，他饭勺只要往深处一捞，舀上来绝对稠；他饭勺在饭汤上面若轻轻晃两下，舀上来绝对是“见了稀饭格外‘亲’【清】”的。如果卖干饭，他饭勺只要展劲一舀一压，那分量就多了不少；他饭勺在蒸子里把饭抛了又抛轻轻舀起，那分量又会少了不少。

有些人为吃饭颇费心机——或故意晚去，心想兴许卖到最后的可能会干稠点或者米心子比较硬些；或干脆去得更晚，目的是想等饭卖完了，就要求饭票换米或换麦粉拿回家自己煮。我母亲没有用这样的心，总让我们去“伙食团”排队打饭，然后端回家加上自家种的瓜菜重新煮一大锅，等我们几姊妹填饱了肚子，她才最后吃点汤汤水水。

十岁左右的我辍学在家没有白耍，为解决家里的柴火，我常常和小伙伴一起去榨油厂、火车站、机械厂检炭花；到火车站桉树林夺桉树叶；到农民地里扯麦桩。为帮补家用，我与小伙伴到城外割猪草、割牛草卖钱；到“一区农场”去拣棉花、挖地，一天能挣六.七分錢。我还和伙伴一起去干过“顺手牵羊”——割农民的麦子、挖农民的红苕等不名誉的事……那时像我这样做的城里人不是少数。人们不把这叫“偷”，而是叫“瞅”【四川方言读“que”】。“走，我们去东门河坝【那时的“菜蔬队”】‘瞅’一下有没有啥子吃得的。”“瞅”玉米还形象地说成“吹口琴”。

城里人每月18斤定量粮、4两肉、4两青油，经常馋得人清口水长流，好多城里家庭都养起了兔。一时间城周边农村，凡是兔子吃得的“五朵云”、“花骨母”、“剪刀须”、“油菜秧”被扯得精光。

从来就很爱妻儿的我父亲两三个月没寄钱回来了，因为他四十元左右的工资都不够他一个人生活。好在大姐、大姐夫及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同锅吃饭，他俩的工资大大弥补了爸爸的工资空缺。加之大姐所在机关托儿所厕所的粪水供应给平泉农场，农场不时回馈给他们单位的是农场种植的蔬菜，我们也跟着“沾”了点“光”。1960年我三姐有了一份在“新城”食品店的工作，这又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不巧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大姐生第二个孩子，“自由市场”又被取缔，公开买不到鸡蛋，也买不到鸡，好不容易用30斤粮票偷偷换回一只鸡，却被嗅觉灵敏的居委会主任发现，深夜撵到家里把鸡弄走，我们家还落得个支持“投机倒把”的罪名。更不幸的是我在农村生活的亲舅舅得肿病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1961年“民小”终于复学了，校址搬到了公园后门。学校组织我们到公园空地开荒种地给老师解决蔬菜；组织我们课余时间拣瓦片锤碎了卖钱解决学校的收入。有同学带点菜枯、花生枯到学校，大家分着吃得很香很香……

值得庆幸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终于在我从“民小”考入“城关一小”时结束了！我迎来了我崭新的学生生活，也迎来了国家调整政策后的新面貌！如果说我和哥哥、妹妹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话，用我母亲的话说：“你们都是被三年自然灾害害了的。”

“三年困难时期”城里尽管整成这样，总体情况还是比农村好得多。听说简阳农村死了三十多万人！有地方还出现人吃人的可怕现象！

老一辈给我们忆苦思甜时，总爱讲他们解放前的生活。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给我们的后代忆苦思甜时，则往往要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那段艰苦岁月，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