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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街，曾有一位特立独行的老人
——仅此悼念逝世26周年的民间音乐家钟传义先生
东门街，少城蜈蚣似东西向无数街巷中的一条街道。由于它处于少城的中间地带，往东，不倒拐，下去就是羊市街。紧接着骡马市、后子门、玉带桥，十分便捷地抵达热闹的市中心商业区。东门街自来也因过往人流较多，街口有一座口岸极好的茶铺，所以，这里比其他少城中幽静的街道，显得闹热得多。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小学启蒙。每天早上从槐树街家里出发，走过东门街、羊市街，再往右，便是后子门实验小学，我童年的”天堂”。
记得那时候东门街有一家榨制青糖的作坊、每天上学都会看见几个工人费力地用劲将青糖反复在园柱上缠绕，这应该是最原始的青糖制作吧？从羊市街开始，到后子门，一路上的连环图书铺、棺材铺、字画裱装店、锅魁铺、鲜肉大包等等，自然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常让我驻足的不仅是垂涎欲滴的卤肉夹锅魁，冒着热气的散子葱花油茶，还有那裱装店内壁上常挂着的字画。如谢无量大师的孩儿体书法，让年幼无知的我，甚感好奇而印象特别，至今记忆犹新……
时间再往前推去，那是四十年代末，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位中年男士，历经北漂十多年后，依然单身回到了家乡四川，回到了成都，从此入住东门街一个不算小的院落。笔者忘记了门牌号，不知民国时期是哪一大户人家的西式豪宅。
从此，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音乐家——钟传义先生，数十年春去冬来，直到生命的终了，再未离开过这条东门街。
从此，但凡路过和住在东门街及附近的居民，无论老少男女，一定都见过并记得钟先生住宅灰砖墙的大门外一侧，挂着一个两米多三米左右的长条木牌，上面用毛笔工整的写着: 钟传义教授 南胡 二胡 琵琶 三弦 粤胡 扬琴。这条木牌，是钟先生向人们广而告之的教学招牌，是钟先生生存之本、生活之源，这条木牌，是维系钟老的生命之弦! 几十年安然度过。不幸的是，最终，木牌在“文革”中“被”消失，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从此，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石室中学后，便直奔北京专攻民族器乐的简阳人氏钟传义先生，在东门街这个院内小屋里，自谋生路，正式开始了民族器乐的私人教学。
清贫苦寒的钟传义先生终其一生，从不依靠政府，拒绝了广播电台、艺术院校的工作邀请。大约在“文革”前的某年春节，政协专门派人给钟先生送来一笔礼金，作为过节的慰问，钟先生态度坚定地拒绝了。
无论个人教学收入的高低，或是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无论是街道救济还是友人援助，都不能动摇钟先生特立独行的个性：无功不受禄。他始终保持着堂堂大丈夫气节。
少年时的钟先生，从简阳来到成都求学，就读于著名的石室文翁中学。同学中，尤与我的表叔、后任教川大中文系的周菊吾先生交谊最厚，我们也就自然称其为钟伯伯。他们之间几十年的交往因“文革”而被迫中断。当时，迫害中孤寂的菊吾老，因患病卧床不起，唯下乡当知青的小女回来侍候在侧，最终于1968年含冤而去。
我们家住槐树街，多年后,因故迁至长发街，皆与东门街为邻。五十年代，民国遗风尚存，当我们兄妹无论谁，路过东门街偶遇钟先生时，都会在恭敬鞠躬的同时叫一声钟伯伯，钟伯伯亲切地对着我们点头微笑。
名师出高徒。钟伯伯门下弟子不少。其中一位赵姓学生，一直师从钟先生学习板胡，悟性极高的他，拉得相当好! 而且还是一位能工巧匠，常拉着亲手自制的板胡，走街串巷，这就是少城里几乎人人知晓的”赵板胡”。
据说还有一位学二胡的学生，家住东郊。钟先生的学生敬佩老师的德与艺，他们也尽其所能对恩师进行过不少帮助。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们长大了!
“文革”后的钟伯伯，还好，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一样，活过来了!
钟伯伯虽生活窘迫，但为人和蔼。“文革”中大字报被红卫兵贴进了屋，但对于日常三餐有上顿无下顿的他，得到东门街街坊邻居和居委会的同情，不幸中之万幸，勉强躲过了大难，未受到更多折磨。
文化大革命，自然对有关文化的一切皆被革命，被摧毁。
不再有人来学乐器了，钟伯伯从此断了生计。
自来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钟伯伯，虽仅十多平方米的陋室却很整洁。实际这间小屋原本是进二门右侧的门房所在，小小室内除一床一桌和座椅外，没有更多的家具。门上贴着毛笔书写的一小竖条“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八个字。屋内四壁及墙上牵起的绳索，挂着各种乐器，这些年代久远且制作精良的乐器珍品，是他的全部财产，是他的依靠，是他的寄托，是他一生的忠实伴侣，亦是他的生命。
八十年代中，我有机会与钟伯伯在这间小小的陋室有过几次摆谈，他绝口不提生活的艰辛。我知道他当时已经是吃对时饭，即一日一餐。本来就清瘦的他，显得更加瘦削。我们一边聊，我心里一边想，用什么理由让他接受我的一点心意，收下一点钱来补充身体所需呢?
我问钟伯伯，现在有什么需要及时解决的困难？他说有，这张琵琶的背板需要修了！我问需要多少钱? 答：一百元。当时我即将一百元现金交与钟伯伯，他收下了。这把明代琵琶，是他众多乐器中的最爱! 后来我去他家，他高兴的对我说，再过几天，就可去乐器厂取回琵琶了。
结束了“文革”之乱，中国迎来了经济改革，以地产经济为龙头的浪潮席卷着全国城市和乡村。
拆迁中的东门街，一片狼籍。独门独户的优雅小院，或人多居众的大院落，一眼望去，遍地瓦砾!
当时钟伯伯仍住在这里，并在这断壁残垣中拾起废弃的木条，用砖石架起柴灶，锅里放一点米，这样煮好一小锅饭。这对钟伯伯来说，起码是两天的米饭。从这时候开始，他己经不时地在路边垃圾桶里，捡出可充饥的食物。我曾在东门街远远地亲自目睹过这一幕……
我回家向父母讲，母亲收拾了一些衣物和食品，让我给钟伯伯送去，他接受了。
我向我的叔叔讲，叔叔买了几斤白糖去看钟伯伯，他收下了。
知道钟伯伯病了，我买了一大包药给他送去，他收下了。
我去东门街找到了居委会主任，一位六十左右的妇女，她对我说，街道上大家都想帮助他，给钱他不要，给食物他拒绝。他的亲侄儿开车从简阳来接他，他不去。即便去了，过两天又被送回来了！他始终不愿意回简阳。
据我所知，还在年少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钟家为儿子订下了一门亲事。恰恰因这婚姻的包办，促使觉醒的新青年，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倔犟的钟伯伯，唯有选择出走。义无反顾的他，决意离家远走高飞! 再不回简阳!
拆迁后的东门街，渐渐修起了许多高楼，在一栋安居楼中，钟伯伯分得二楼的一套一室一卫一厨，约3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1993年6月的一天，我去看望钟伯伯，门紧闭，无人。我到街对面楼房中找到了居委会主任，她对我说，简阳来人，开着车，把钟爷爷接走了。他坚决不去，但这次来了几个亲戚，还是把他接回去了。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当我再次登门拜访时，只见楼下数不清多少个拾荒(收废品)的挑夫，扁担萝筐挨次排列，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见此情景，令我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奔去居委会主任处，这位大嫂正病卧在床，她告诉我，钟爷爷从简阳回来几天了，不吃任何东西，她送去了鸡蛋馒头稀饭，钟先生盘腿打坐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一点也不动。昨天早上去看他，八十六岁的钟老先生已僵硬地倒在了地上，再也不曾醒来……
匆忙中结束了对话。我疾步返回，跨过当道的箩筐和聚集的人群，进到二楼钟伯伯的室内。
出乎我的意料，太可怕了! 眼前的一切令我惊讶无语，半天回不过神来!
大吃一惊的我，站在室中央，环顾四周，心脏仿佛快要停止跳动! 钟伯伯，你一生的依靠，终生的寄托，那稀世的琵琶，年代久远的数张古琴，还有那么多保存完好质地优良的各类胡琴、三弦、还有……它们在哪里？它们在哪里？？？
室内雪白的墙，光洁耀眼，一尘不染，一丝不挂。空空如也!
“家徒四壁”。这时我真切的体会到了这四个字!
面对四壁皆空的房子，惊讶和愤怒一齐涌上心头!激动的我忍不住大声吼道：咋回事啊？钟爷爷的乐器到哪里去了？无人应答。屋子里有一堆人,不知道在议论什么,我再叫一声：哪个在管钟爷爷的后事啊？有人向我指着站在那群人中的一位年轻女士，说她是办事处来的。
我马上走到她面前,问钟爷爷的乐器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抢劫吗？
她回答说：不知道。我是今天才来到这里的。
孤独无助的我，眼里噙着泪水，脑袋里不停地闪现着居委会主任描述钟伯伯生命的最后画面，心里愤愤不平，却万般无奈地呆望着眼前的房间，这么多珍稀贵重的乐器突然间会不翼而飞？！是什么人趁老人去世，便明目张胆地将这些贵重的私人财产进行了掠夺瓜分？至今，是个谜！
孤零零的我，面对这一切，除了愤怒不平，还能有什么?万般无奈之极!
屋子里没有人理我，更没有人说出有关的一个字。
屋子里的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楼下那么多拾荒者为何不约而同地守候在楼下？我去问谁？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时的我，生平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孤独无助，如此的无能为力.
木然的呆了几分钟后，欲哭无泪不知所措的我，将目光移向地面，这时才看见在我身边，有几个深色大木箱，这是过去用来装衣物书籍的老式木箱，箱盖全敞开着。我靠近看去，里面全是书籍和笔记本，整整齐齐堆放在大木箱里。顺手拿起一本一看,封面写着“石室中学”四个字，翻开里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钟伯伯读书时，用毛笔记录的林山腴、庞石帚等大师们的课堂讲授笔记。
另外,还有一堆书，是民国时期的音乐书籍和刊物。
这是钟伯伯珍藏的个人历史记录，是他苦苦一生追求音乐而保存下来的专业书刊。我不可能也没有理由随意取走这些珍贵的私人史料遗物。怎么办? 急速思索后,我向在场的办事处女士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对她说道，钟爷爷是一位民间音乐家，为了尊重他收藏的音乐书籍，我希望能够代他将书捐赠给四川音乐学院图书馆。她当即表示同意，告诉我要到办事处递交申请，待批准盖章后，方可取走。
第二天，我去办事处递交了申请，批准盖章后，即刻去到钟伯伯家中。当天，我邀请了川音著名的音乐学教授朱泽民先生来到现场，由朱先生一一过目后，我在街上叫来一辆当时流行的交通工具——偏三轮。偏三轮师傅将朱先生和一捆音乐书刊，由少城的东门街拉去了座落在东南门新生路的四川音乐学院。
川音图书馆正式接受了钟传义先生，一位曾经居住在东门街的民间音乐家的遗物馈赠。后来，《川音学报》刊登了我的说明。
1993年7月1日这一天，我尽其所能，为钟伯伯做了这件小事。
至于那几箱三十年代大师们的课堂记录，我估计，当时就由拾荒者分而取之了吧？！这是他们在楼下耐心等待的结果。
而这些几十年保存完好的笔记本，想来早已流失于民间，流失在那些古旧书籍的地摊上……
我尊敬的长辈钟伯伯: 一直想听你弹一首琵琶曲《平沙落雁》，一直想听你抚一曲七弦《普庵咒》，一直想听你拉一段南胡《除夕小唱》，还一直想听你讲讲在北平生活了十多年的故事……
外表看似一个普通的人，甚至在垃圾桶里捡拾食物的卑微老人，“社会地位”这几个字，对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来说，是虚荣，是他的价值观最不屑的几个字。
他的内心，刚正坚韧，是非分明。几十年如一日地保守着他的信念: 不麻烦他人，不食嗟来之食。对那些仗权作势、颐指气使的官员，在他的眼里，恰恰是最不齿的小人。
不看别人的脸色，也从不关注旁人的议论。无论何时何地，钟先生绝不会改变传统文化传承给他的言行举止的标准: 礼、仪、廉、耻。
拒绝任何援助，仅靠自已的双手，支撑生命的全过程。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当今社会看来不可理喻。
正因如此，钟传义先生是一个平凡而高尚的人。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的灵魂是洁净的。
2019年清明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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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2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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