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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24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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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由“怪客 ”发表于论坛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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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纪事之旧 城 旧 事
(前几年无所事事,写了一组＜滨江纪事＞，偶上本网，交上三二篇，就当是学生作文）
（1）向 二 哥
简城最有名的人，恐怕应算是向二哥了。至少我认为如此。
向二哥，人们都喊“大脑壳”，小名又叫“全全”。他的真实名字是什么，我没有调查过，知道的人一定不多。我想，向二哥真实名字对他的意义远不如“向二哥”这个称呼。向二哥是个身高不及一米、脑壳奇大的侏儒，简城土生土长，原来的家就在简城西街旧名叫“西城栈”的那条巷子里。
向二哥固然很丑，但他不笨。他会唱《北风吹》，会唱《地道战》，反正他会随着时代潮流唱流行歌曲。他唱歌一般只记得前几句歌词，后面就“嗯嗯嗯”地哼曲调。唱歌时他会根据歌词内容比动作或做某种姿式，比如唱《北风吹》时，他摸出手帕，用那短短的胖乎乎小手举过头项，做出扎红头绳的样子，一只小脚向后钩起，尽量摆成艺术造型。要是有人点唱《地道战》插曲，他会说：“板凳都没得，咋个表演嘛？”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于是马上有人端来长板凳，他便一边唱，一边从板凳下钻过，以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在向二哥兴致高的时候，他不但表演，还用普通话自报节目，并且不断要观众给他准备这样那样的道具。
可以说，向二哥曾经是给简城人民带来巨大欢乐的明星。特别是过去的那个年代，窄窄的街道，只有几个稀稀拉拉的行人，基本上没有车辆过往，即使主要街道，也比现在的任何地方要清静十分，居民也很少有欢乐的理由和笑的引线。在大白天，或是在晚上，猛然间，你听见有人喊：“向二哥来了，向二哥来了。”宁静便被打破，欢乐便将开场。当街住户的铺板门打开了，跑出来一群大人孩子；糖果铺、杂货铺、零酒店、煤油店、理发店的店员、师傅们或站了出来或从店内伸出了脖子，本来就没事的行人驻了脚，于是很快街头上就围成一个大圈，人多时后面的观众甚至还要站凳子，一场充满欢笑的、由向二哥一人担纲的艺术表演就开始了。不断有人提问，向二哥一一作答；不断有人点节目，向二哥力所能及地自唱自舞。要是有人说出不礼貌或侮辱性的话，向二哥就昂起他那巨大的头颅，又大又鼓的眼睛向上翻起，露出白眼，怒视，表示他的一种愤慨。
当我辈中年人还是小孩时，向二哥在我们眼中也就是成年人了，算来如今他应该有60开外了。近年遇到他，我十分感慨他好象比我辈还显得年轻。记得当年逗他时，常有人说：
“向二哥，给你介绍个对象，要不要？”
“在哪里嘛？”
“在朱家坝石院子，叫田开缝。”
开始他真的还感兴趣，说多了，他就不相信了。再有人提，他会昂起他那巨大的头颅，又大又鼓的眼睛向上翻起，露出白眼，斜视，表示他的一种轻蔑。
向二哥虽是侏儒，但他并不弱智。夏天，他穿大红的短袖运动衫，配浅色的短裤、白色的网球鞋套袜子，粗短却显得结实的胳膊和小腿露出来，他在展示他的身体的美的部份。冬天，他围长围巾，戴着圣诞老人那种尖尖帽，衣服伸伸展展、干干净净，他在展示他的自尊和自爱。
向二哥虽是侏儒，但他是自食其力的人。据说他过去在城里一家缝纫社锁扣眼，也在糖果厂裹过水果糖。七十年代听说时在简阳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用几千元预买了向二哥的头颅，待他死后用作科研。此说我不太信。
可以说，在我记事的几十年间，简城哪里有向二哥，哪里就有笑声，哪里就是欢乐的天地。我猜想，说不定向二哥也以欣赏他的观众的种种表现为乐。葵花般可爱的女人的笑脸，愚蠢的男人提的小儿科问题，那些早已被他识破的阴谋诡计，他天生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等等这些，既带给他生活的快乐，又增添了他生存的自信。所以，向二哥健康地活到了今天，看到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向二哥的生活或许也算是幸福的，因为他乐观地生存着。
现在，街头上已很难遇到向二哥了。若他现身，仍然还会有一点点轰动，也会有人叫他唱歌跳舞。但是，今天比当年更加宽阔的街道上好象容不下他扯的圈子，今天这代人听不懂也不喜欢他唱的《北风吹》和《地道战》。不知向二哥感觉到的今天的“文明”，是进步还是退步。
（2）剧场、人生
人是由两部份组成的，即：肉体和灵魂。肉体，受之于父母，长之于食物；灵魂，发端于教育，形成于环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肯定的结果。但人更高的追求是想豆籽结出瓜来，让瓜籽长成豆来。这就是希望通过后天的努力和环境的影响，改变某种看似肯定的结果，创造某种奇迹。所以就有“孟母三迁”的佳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以及鞋匠的儿子成了伟大的作家、种花生的农民当了总统等等让人心花意乱的故事。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诱因，恐怕就是“环境”。而且这种“环境”的诱变，是由渐变到巨变、由明变到暗变的过程。变的结果，就是瓜籽长成了豆，豆籽结成了瓜。这也是人们常常在小说中看到的情节和历史学家写书的材料。闲话少叙，还是言归正传。
我的青少年人生，是在剧场对面那幢带木楼的房子中渡过的。那老房子从结构看过去一定是栈房，解放后属于县糖酒公司。六十年代，糖酒公司在正中街建设门市，把我的家从正中街换到了此处。我在这幢老房子里生活了十来年，从幼年到青年，从学童到工作者，从贫穷到小康，对房子本身一点也不留恋，因为它阴暗、潮湿，暗藏着无数蚂蚁、蟑螂和老鼠，它雨大漏水、天热蒸人，它摧残我发育的肉体，它愚钝我幼稚的灵魂。不过，这房子带给我了一个“缘”，就是“戏缘”，因为我家那道双扇铺板门正对着的就是剧场的双扇大木门。这样的“楼台”当然好得“月”。
剧场，本来就该是演出的场所。现在的剧场已不太是，而且我写此文时，城里已没有了剧场，因为剧场拆了正在建设一幢高层电梯大厦。六七十年代，剧场的使用率相当高，一星期好几晚上都有文艺演出。有来自各地的各种宣传队演出，有百演不厌的样板戏演出，遇上一年一度的全县文艺调演，十天半月都有看的，才真叫人过瘾。那时不兴卖票，都是送票，送给各单位。“今天有晚会，你有没得票？”成了人们常见的话题。我舅舅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大多数晚会他都能拿票回来，全家人数我最爱看。
那时，一到晚上，整个城里就清静得很，没有电视看，没有卡拉OK唱，没有麻将打，没有网吧泡，没有夜啤酒喝。看戏，基本上就是唯一的文化活动了。剧场有晚会，便是引起城里轰动的一件大事。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城，许多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找票。晚上，剧场外早早便聚集了人群。有票的来得早，无票的来找票。票多人的在找有没有熟人可送，无票的人在盼遇到多票的熟人。即使真的进不了场，一些人也不会离开，因为在外面也可以听演出。剧场外挂了两只高音喇叭，里面的演出会同声传出来。听，也是一种娱乐。
街道本来就很窄，人一多挤起来就容易起哄。遇到大家认为上档次的晚会，如什么部队文工团或某铁路文工团之类，无票的人就感到忍无可忍，千方百计要弄进去。剧场有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那种双扇木门，有好几公分厚，漆成大红色。一般是左边那个通道开半边门收票，右边这个通道关着。人多了，大家就在右边这道门挤呀挤，“一、二、三”，门被挤开，冲进去一大群人。我印象中这种情况还不少。
无票的时候，那挤门我肯定是在的。不过，除了挤门，我们这条街上的娃儿还有办法看戏，就是翻墙。剧场后面就是现在的环城路，那时叫“城墙边”，是用乱石堆的一道不算高的墙。要是今晚人不多，没法挤门，我就跟着那些娃儿去翻墙。他们是轻车熟路，我胆子小，翻进去了也心惊。只要还有其他办法，我是不去翻墙的。
还有一招看戏法，就是用假票。那时戏票有酱红、泥黄、深蓝几种的颜色，每次使用不同颜色的票。我是个细心人，收集了不少票，一是发票后没演出留下的，二是票有多时没用的，三是验票时没撕烂的。如有晚会，实在找不到票，我就拿相同颜色的去混。票后面用打码机打了日期，验票时一般都不看后面，撕一个口即进，所以也好麻。有时也遇到个别太认真的人收票，看我等娃儿来就要看看票后面的日期，不得已我就用圆珠笔改了日期也要去混。只有一次，收票员把我的票看了好久，吓得我不得了，最后还是放我进去了。
我这代人是属于当代中国最不幸的一代。长身体时吃不饱，长精神时读不倒书；上山下乡没跑脱，下海发财的没有我们，退休排不号，下岗却正好轮倒。我自己赶上了这一代，所以也正好“一无所有”。不过，我“赶”上了的那个时代，看了不少的演出， “十处打锣九处在”，也有不少收益。
那时的演出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样板戏，二是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文艺节目。简阳的样板戏演出，包括专业团体县川剧团的现代川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简阳中学演出过《红色娘子军》全场，城关中学演出过《白毛女》全场，连那个人并不多的、小小的汽车喇叭社也演出过《白毛女》全场，其他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的是京剧片断。这些节目是不厌其烦、一年又一年地演呀演，我们是一年又一年地看呀看，好象也没有人讨厌。象我这样看得多、听得多的人，不仅句句会唱，甚至记熟了所有的对白和动作，自以为可以当导演了。
那些年，每年都要搞一次“文艺调演”，就是县内各区、社派宣传队来城里集中演出，大都在年底进行。演出内容一是自编自演节目，二是样板戏。演出质量可想而知，但每场演出却是极其认真的，当然也有不少的笑话出台。比如，某公社宣传队演《红灯记》，一日本兵向小队长：“报告，铁梅跑逑！”小队长说：“跑逑就算逑。”县内某名角演杨子荣“打虎上山”，腾空射虎，枪未响，人一屁股掉在舞台上爬不起来，枪却响了。还有某宣传队演简阳全国劳动模范张泗洲，剧中人一出场即唱：“张模范，走红运，到了外国哈尔滨。”
我认为，代表简阳艺术水平最高成就的要属七十年代初演出的《龙泉战歌》。这是一部《长征组歌》式的、简阳人自己创作的作品，，演员和乐队人员大多是当时的知青，铁二局一伙子知青的小提琴水平很高。这部作品虽然是政治产物，但它的艺术性很高，歌词、曲谱都写得很好，指挥彭潮溢先生风华正茂尽显才华，演出人员大多数后来成为简阳艺术界的精英，只是现在人已老矣。
在样板戏高潮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剧场的演出内容逐渐发生变化。川剧团开始演出传统川剧，什么《御和桥》、《白蛇传》、《杨家将》、《柜中缘》、《情探》等。这样，我听会了“高腔”、“弹戏”、“胡琴”，感受到了传统戏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优美婉转的唱腔，华丽高雅的唱词，雅致精湛的情节，给人的精神享受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似的。我也认识了本地的一代戏剧明星，公子田明先、慈母汪志华、帅哥田万明、滑头王三云等等。
就在生命最宝贵的时段中，我看的戏比读的书多，听的戏比受的教育多，进剧场的时间比逛街闲聊的时间多，对音乐的123比对数学的123要心神领会得多。而这一切并不需要家里花一毛人民币。
生活在剧场制造出来的浓烈的艺术环境中，是谁也要滋生出艺术的细胞来。虽然没有书读，虽然被贫穷所包围，虽然没有走进成功的殿堂，虽然肉体与灵魂的结合也未能发出闪眼的光环，但我还是庆幸自己在一个难得的艺术环境中走过了生命的青春。由剧场培养出的那些虽然不多的“艺术”细胞，滋养着一个不甘寂漠的灵魂，并把那些可能产生的低级、无聊、虚伪、平庸等等“癌”细胞抵出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十分感谢那个过去，也十分满意这个今天。因为我总不知耻地以为自已勉强还算是瓜籽结出的豆，或豆籽结出的瓜，而不是瓜籽结出的瓜或是豆籽结出的豆。
人生也应该是由两部份组成的，即：由短而长的过去与由长而短的未来。我看戏的那个长长时代已经过去，那座曾经煇煌、曾经影响过不只一代人的剧场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失去了过去不会令人惋惜，失去了剧场却让人感叹：留给我们的，只有官场、商场和情场了。
（3）东门河坝
沱江不露声色地在简城东面姗姗而过。江东，从上游石桥镇往下，都是辽阔的河滩地，自上而下称“黄家坝”、“射洪坝”、“放生坝”。江西，则多是陡岸，上自石桥下至简城，城市依岸而生，俯江而立。沱江与绛溪河在简城公园鱼嘴处交汇，从交汇处向下，沱江向东绕个弯，终于把陡岸留在了河东，把河坝放在了河西。这一片长长的河滩地，就是简城居民耳熟能详的“东门河坝”。
现在的东门河坝，已修建了长长的防洪堤，水来堤挡，人定胜天。人也并不满足，在防洪堤上又建起了一座滨江公园，这公园眼下基本上是简城居民休闲、活动的唯一地方，所以热闹得像集市。在公园的栏杆旁放眼望去，除了卵石就是取卵石留下的大坑。而在我对东门河坝的回忆中，沱江有着宽阔的水面，有许多的水鸟在江上盘旋，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看到江底的水草和石块，整个东门河坝是一块绿洲，是一个静谧、充满生命气息的小天堂。
从沱江边到老成渝路脚下有两级台阶，最高的也就是靠城边的那台地，是菜蔬队的菜地，菜地里有纵横交错的小水沟，远处可见低矮的农舍。往下是个倾斜的台阶，被自然而生的树丛、草地和芭茅林覆盖。树丛当然没有森林那般密实，多是些不太高大的榆树、杨树和槐树，也有不少农户种的桑树。菜地里的四季蔬菜在四季里开着不同色彩的菜花，竹架上挂着不同形状的瓜或豆。就是那栽得最多的莲花白，中间露出嫩白的幼芽，也如含苞欲放的花朵，楚楚动人。特别是在番茄成熟时，从吊着红果绿果的地边经过，垂涎欲滴，好想伸手摘下一个，却又怕绿叶丛中藏着农人的眼睛。
沱江两岸，有着一望无际的芭茅林。芭茅成簇成团，密实得让你总以为那中间藏着什么幽灵。芭茅叶拔地而出，像土里生出的长剑，这“剑”上有不易看见的毛刺，真的有些锋利，在芭茅林中玩，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割条口子。芭茅开花的时候，沱江两岸，整个东门河坝都有像是有粗壮的、粉红色的大狼狗尾巴在随风摇曳，你甚至能闻到一股梨味的芭茅香气——这是在招呼我们：夏天来了。
当明媚的阳光洒在河滩上，水面也泛着银光射得你不想睁开眼睛。墨绿色的青蜓在芭茅丛和水草丛上你追我赶，累了就停在阴影笼罩的石头上。上午都还被太阳照得热哄哄的，下午却飘下些小雨点来。地里的蔬菜显得更有生机，河滩里的所有绿色也显得更青翠，而不是是阳光下晒出来的那种泛黄的浅绿。这便是至上的风光了。
在我儿时，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时。大人们不是在忙于武斗，就是醉心于文斗，没有心思与精力与自然斗。便宜了我们这些孩子们，虽在读书，无书可读，除了毛主席的红宝书。没有人要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人要学钢琴、琵琶，除了玩耍还是玩耍。春夏两季，东门河坝都是我们孩子们向往的去处。或是星期六下午，或是星期天，或是暑假，必定要去去。出门时，心里就充满了解放的喜悦和探秘的欲望。这种心情，在这里会得到真实的体现——自然让我们忘却了贫穷和无知，也留下许多有趣的回忆。
在靠近河岸的沼泽地中，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镶嵌着鹅卵石的沙滩地。这些沙滩地不像现在河坝里那光溜溜只是沙和石，大自然用青油油的苔藓、长长的草梗、高高的芭茅把它们掩饰起来，你满眼里看到的尽是绿色。在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在那草丛和芭茅中穿行，我们总是能找到上次来时留下的记号。但当你在绿色小径上穿行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是会踩进那藏在绿色中的水凼凼里，把鞋湿透，或者支溜溜地滑下去，弄湿了衣裤不说，把伙伴们笑得前仰后翻的，回家还会得到一顿臭骂。
如果是缓缓而来的春季，光秃秃的树梢上一下子冒出嫩绿色叶片，在不断撑大的绿伞下，还能发现可爱的鸟巢，白头翁，灰喜鹊，麻雀，或是那长嘴长脚、不知名的花脸雀儿，站在枝头发出不同的啾啾声，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但当我们走近，有人举起了弹弓，它却“朴赤”飞去，停在那不远处的小树上，我们又向前追到树下，它又“朴赤”而去。常常就是这样反复折腾，消耗我们的一整个下午。
如果是迟迟不去的夏季，我们多半就是奔“洗澡”而来了。午饭后上学前，下午放了学，背着母亲用土兰布缝的书包，欢快地跳出校门，钻出狭窄的东门巷，下陡坡，穿过菜地，来到第二个台阶的树林下。在此起彼伏的蝉鸣伴奏下，在腐草和鱼腥味的笼罩之中，爬在草地上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脱得光溜溜的扑进水里，好不畅快。用不了几日，人晒得黑油油的，本来就是皮包骨，更像非洲娃儿了。回到家里，爹妈用指甲在身一划，一条白印显出来，有人又少不了挨顿暴打。不过第二天，玩水嘻闹的笑声又在东门河坝荡漾起来。
除了沱江哗哗的流水声展示着它的生命，我们在这里还会看到各种生命的比赛。对面曲线平缓的鳌山，蜿蜒波动；东溪镇黑砖红瓦的小工厂的烟囱，吐着游蛇般的烟絮；老树桩下，一堆松散的土粒，里面居住着长长的黑蚂蚁，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忙碌地进进出出；一群群白色的小蝴蝶在树枝间和菜地里飞逐，当它停在某处一动不动时，你十拿九稳地用大姆指和食指去捏它，一下子它却从你的指尖冲了出去。水凼里的蝌蚪却很警惕，你的脚刚碰到水边，它们就与微波一道四散而去，除非你泡在水里一动不动地等很久，才能用瓶子捉到几只笨家伙。草地里、树丛间，还有好些甲虫类的小动物，在地上掏了小洞居住，你用树枝伸进去捅几下，就能掏出只“推屎爬”之类的玩意儿来。如是在洪水过后，那些沙滩地上的水凼里，小鱼儿成群结队，直来直去，你站进水里不动，它们就会来吻你的脚丫，弄得你痒酥酥的。我们用捡来的烂撮箕，很轻松地就能舀到许多的小鱼儿，把小的放掉，拣上大的，拿回家炕干美美地吃一顿，吃不完送人喂猫儿。
记得有一回，与几个同学午饭后去“洗澡”，洗完穿好衣裤正准备往学校赶时，我看见一个矮胖中年男人，匆匆在菜地里行走。他背了只绿色的军用挎包，戴了顶黑卡叽布帽子，帽子压得低低的挡住了他的眼睛。做为“五七战校”（简城一小）的一名“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我自然是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我对同学们说：“你们看，那个家伙有路不走，专走菜地踩农民的庄稼，样子也可疑，有可能是个坏人。”同学们被我提醒，有人附和。我又说：“我们跟倒他走，看他要做啥子坏事。”于是我们就跟踪而去。那家伙一直走到离沱桥几百米远的渡船口，他上了船，幸好有同学身上有点钱，我们也便上了船，他坐在船舱一侧，我们则坐在另一侧，他不时看着我们，我们也毫不放松地监视着他。过了河，到东溪场街上，他进了红塔铁器社，我们就在路边等他。他出来，我们又尾随而去。这次他狡猾了，不走水路走旱路，从沱桥过河。到了沱桥西头，走在前面的他突然停步，转过身，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娃儿跟倒我做啥子？”我们说：“看你不是好人”。他说：“啥子不是好人，你们几个才不是好人。”我们勇敢地说：“走，到派出所去。”在同学们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护送下，到了城关派出所。民警听了我们的叙述，笑着对我们说：“好了，快去上学了。”我们像勇士凯旋般到学校，却早已是放学时间。等待我们的不是鲜花和表扬，而检讨和家访。过了几天，我也意识到，这不过是我无意识地在东门河坝导演的又一场恶作剧而已。难怪那时母亲恨我老师也恨我。
东门河坝就是这样伴着我们这一代人渡过了童年时光。这里的一切，都曾经自由地生存着、运动着。但是，当我们人到青年、中年，感觉到人类前行的脚步越来越快，践踏着这里自由生存着的一切。今天，太阳仍然从沱江对岸升起，春天也还会年年回来，而东门河坝，这简城的最后一片绿洲，大自然创作的一幅美仑美奂的风景图却消失了。而我自己，则侥幸成为它最后的客人和欣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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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10-24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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