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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死在我手里（李双）
朱达德，××小学美术教师，住在城南的街边平房里。197X年的一天，他布置课堂作业，在黑板上画了一支比手榴弹还粗的毛笔。这支饱蘸浓墨的粗毛笔，正在写批判稿。我趁他不注意，溜过去将毛笔拦腰擦断了。待他被同学们的笑声提示后，发现那么“结实”的东西居然断成了两截，惊问：“谁干的？”几位积极分子兼合格接班人铁面无私，当即揭发：“李双！”朱老师放出马后炮：“我一猜就晓得又是你！”接着正色道，“写批判稿的工具，你故意把它整断了。你是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支持社会主义？说！说清楚！”我哪里说得清什么主义！听爸爸说：“主义”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自由”很好，一加上“主义”，就坏了；“修正”很好，一加上“主义”，又坏了；“享乐”很好，一加上“主义”，就坏得不能再坏了。我明白闯了祸，便默不做声，冲上讲台，用粉笔将“折断”的毛笔“修”好了。
原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不料朱老师却说：“这不能算数，反正是你整断的！等着吧，等着开你的批斗会吧！”马上将那支好笔“恢复”成了坏笔。接着，他抖动着肩膀，小跑而去。半道上，他回头看我，像是怕我逃跑。那目光十分恶毒，使我至今不能从记忆中抹去。他去而复返时，身后跟着校长。朱老师得意地扫了我几眼。我心中的恐惧，他并不在意。
校长是位女老师，背着手，淡淡地瞟了我几眼，问：“这支笔是你破坏的吗？说老实话。”我答：“不是。是朱老师破坏的。”朱老师急红了脸，正要辩解，校长伸手狠狠一切，切断了他的话头。她指着黑板上的图案问：“同学们，你们说，是谁破坏的？”全体学生（包括我）同声回答：“是朱老师！”朱老师又想顽抗，校长一下把脸板得扁而平，怒道：“你不要说了，他们都是未成年人。马上跟我去办公室！”说罢，几下擦净了黑板。
朱老师发了一阵呆，看看校长已经走远，突然冲过来，伸手硌了我一下，热泪一下盈眶，颤抖着声音说：“李双，乖娃娃，求求你了，快去给校长说，那支笔是你整断的！”我虽然是个孩子，却并没有被热泪弄得头昏眼花。我从来没有当过“乖娃娃”。当时，我跳得远远的，坚定地说：“不！就是你！我整断的已经‘修’好了，你整断的还没有‘修’好！”朱老师的鼻子往嘴唇下一塌，泪水滚滚而下，哭腔哭调地说：“我也要‘修’，我也要‘修’！”说罢，抓起粉笔走向黑板。但是他愣住了，因为黑板上的毛笔，已经被校长擦掉，他根本没有机会“改邪归正”了。他的身体开始发抖，抖得脚下的尘土瑟瑟飞扬。接着是抹泪擤鼻涕，訇訇訇的。看到一个大人，尤其是我们一向畏惧的老师，居然也会哭，居然也会流鼻涕，这不得不令学子们哄堂大笑。以后，谁还会怕他呢！童年不懂悲酸，只知滑稽啊！
校长和朱老师谈过话后，教育局领导又来“提高他的觉悟”。谈话内容我不清楚，估计“句句是真理”，一句的分量等于一万句。
从此，我每天都会看见朱老师逮住别的老师，重复一句话：“那支笔，不是我整断的，真的！”起初老师们会围住他问：“那么是谁整断的呢？”朱老师便瘪着嘴，急得手忙脚乱，语无伦次。也是，他明明说了话，却等于没说，没说又的确说了，可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像一个人要过桥，却得到一条虹，能不手忙脚乱吗？后来，老师们只要看见朱老师，就远远地躲开。倒是同学们故意走近他，七嘴八舌地大声问：“朱老师，那支笔是谁整断的？”问罢便发笑，笑声叽叽咕咕，嘎嘎呱呱，像一群老鸹叫。多数时候，老师吃了亏，学生们便集体出了口恶气，这应当怪谁？难道学生中的大多数，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吗？另外，其他老师见学生捉弄他们的“同志”，统统视而不见，或捂嘴窃笑，可见多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性中，也潜伏着恶。
朱老师栽在我这个孩子手里，当然不服。不服又不愿去搬石头打天，只好不理我，也不批改我的作业。出于自尊，我没有找他论理；为他着想，我也没有小跑步前去找校长“投诉”。
不久，朱老师病了，再也无法授课，只好回到家里慢慢熬。他的离去，对我真是一种解脱；也许，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一天放学后，两个背着书包的半大小子在路上拦住我，也不说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狂打。待我回过神来抓起石头反抗时，他们已经跑到另一边，站着喘气了。只见鸽子的阴影落到那两张脸上，随即又铺上了阳光。我不敢越是艰险越向前，便慌忙逃离。这种突然袭击发生了多次。后来得知，那两个半大小子，是朱老师的儿子。
另一次，一个笑眯眯的壮妇向我招手，还喂喂地呼唤。我以为有好事找上门来，便被喂喂之声牵引着，跑了过去。但她突然变了脸，一把抓住我，使劲打耳光，打得我口鼻流血。路人看不下去了，审查我的脸，评价说打得不轻。壮妇回敬道：“他是小偷，怎么不能打！”路人信以为真，心情复杂地离去了。壮妇又想打，我问：“你是不是朱老师的妻子？我爸爸比朱老师高，我妈妈比你横，我哥哥比你的儿子大。我找得到你家！”壮妇不答话，但也没再动手，反而站在那里，敞着一张缺了门牙的大嘴，对准天空呜哇呜哇地哭。那嘴真是大呀，幸好有耳朵挡着。令人奇怪的是，我挨打，她哭什么？
隔了一年多，我小学毕业了。开典礼会那天，一个披头散发、胡子齐胸、如同侠客一般的男人突然冲上了讲台。他脸上的皱折特别宽，像长了一脸的嘴。他声嘶力竭地振臂疾呼：“那支笔不是我整断的！那支笔不是我整断的！我不可能整断批判资产阶级的笔！”呀，这位面目全非的人，竟然是朱老师！师生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我，有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忙着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是李双整断的。那个，那个大个子！”我无地自容，认定自己应当生气，便在不知不觉中接上了朱老师的疾呼：“怎么不是你整断的！全班同学看见的，校长也可以作证！”
全场一下安静极了，连眨眼睛的声音都能听到。但这种时候，根本没有人眨眼睛。
安静是被朱老师打破的。他从半梦幻状态一下子冲动到半疯狂状态，陡然呈马步站立，左手斜指身后地面，右手贴胸，肘拐指向天空，放声高歌：“拿起笔，做刀枪，打美帝苏修的大耳光！拿起笔，做刀枪，杀掉资本主义野心狼；野心狼，野心狼，他的名字叫李双！”
他都这样了，可以说不像个人了，还没有忘记我，还念念不忘“杀掉”我——一个未成年人，哪里像个老师！哪里配当老师！真不知谁更接近野心狼。
很快，朱老师被校长命人扶走了。整个过程，校长满脸悲苦，像一株冬日残柳。我不知道当初她在办公室里是如何“教育”朱老师的；但我知道老天在一点一点责罚她，她够苦的了。不过，她至少保护了我，至少让我逃过了当时流行的精神虐待。所以，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典礼草草收场。
我不能忘掉朱老师，便怀着好奇心，一次次到他的街边小屋外徘徊。那儿总有一些鸡在挑起事端，无缘无故地刊啄另一些同胞，专刊鸡冠，刊得鸡冠鲜血淋漓，软软地耷下来。隔一阵这些鸡想起了什么，又刊啄同胞们几大嘴。回家后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爸爸，他说：它们无聊啊！它们没有建立法制社会啊！一个正常的社会，能不断发生这种事吗？我每一次去看朱老师，仍然只能看到鸡。我呆上半晌，疑虑半晌，只好在那扇旧门上重重地勘一眼，才安心地离去。
十多年后，我又遇到了朱老师的妻儿。那壮妇没有永葆青春，过了期也没能焕发青春。两个男子比其顶峰时期的父亲瘦弱得多。他们面对一条彪形大汉，岂敢再滥用武力！彼此行过冷冷的注目礼后，便各奔东西。当我们相遇时，连同“朱达德”这三个字一起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连串久已尘封的，为了我灵魂的安宁，也为了让我不用那么灰色的眼光看待人性，我执意不再启封的往事。可惜它们都被启封了。再说对方。如果她们渴望平静，就别再重新检视往昔生活中的那处永远的创痛吧。
后来听说朱老师早就死了。这算是一种咎由自取吗？谁让他亲自制造证据，并积极扩大事态呢？小学生的批斗会，是想开就开的吗？他死了，我便没有机会面对他，也就不会再忍受一次对人性的失望了。他死了，我没有愧疚感，我为什么要愧疚？我年少时，若不是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傻气，整个人生信心都可能被复杂局面及精神暴力所摧垮。我只有同情心。同时，我从心底里耻笑某类人的卑劣，我没有理由为这类人由于释放人性中的恶而倒霉便惩处自己。我也不幸灾乐祸。面对恶行带来的恶果，我高兴不起来。朱老师的不幸结局，另有大债主。
载于四川《散文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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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6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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