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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逼我当小偷 李双
读小学时的经历忘了不少，可是当小偷的事我却忘不了。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橡皮擦，很软，有浓郁的香味。每个同学都希望有一块。可是它比普通橡皮擦贵得多，多数同学只有羡慕的份！ 有一天，忠烈街小学的同学项遏筑拦住我，很随便地问道：“你看到我的香橡皮擦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真的没有？”我说真的没有。 第二天，项遏筑又拦住我，表情严肃，问：“你拿了我的香橡皮擦没有？”我不高兴了，说：“没有！”他又问：“真的没有？”我火了，吼道：“没有没有！” 第三天，项遏筑站在角落里哭。我没注意，走了过去。他看了我一眼，也许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并把那想象，当作了事实，突然直接抓住我，不问了，而是楞眉鼓眼地宣布：“你偷了我的香橡皮擦！”我说没有。因为心虚，声音不高。同时去解他攥我的手。他提高嗓门道：“就是你偷的！还给我！”见无理可说，同学们又围了过来，我也抓他。他抓我抓就打起来了，很快揪成一团。 那时候的学生单纯，看见打架，并不会赶紧腾开，让出用武之地，以利观赏；除非是陌生人打架才这样。而是，一些人一窝蜂涌上来，边拉边劝；短跑健将就跑去搬老师。我别的不行，打架行。其实也不是有幸得到过祖传武功，单是凭着攻击距离远，力大，直拳打出去，直直地往返运动，击中对方身体。个子高，胳膊长，就有这个好处。结果误以为自己厉害，成年后路见不平提拳相助，经常挨揍。终于揍清醒了。 项遏筑胳膊短，虽然屡败屡战，却只能打中我的胳膊，等于没打。因为实力悬殊，打来打去，就把项遏筑的脸，打大了，眼，打小了。学生们还没学会倒地不起，等老师来了才趔趄不止，趔趄完了也要捂住肚子，非上医院不可，这套把戏。都是老老实实，打完就自己爬起来，不赖医药费，更不敲诈营养费，风格高尚。如果打破一点皮，或青了紫了，过几天自然会好的，也不算什么，老师或家长，并不太在意伤势本身。 老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打输了，谁有理；谁哭了，谁有理；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向弱势群体倾斜”。我打赢了，项遏筑打哭了，所以我没有理。加之事件已经传说成“他偷别个的香橡皮擦，不还，还打别个”，局势简直无端就恶化了。老师姓姜。她只有一句话：“把偷走的香橡皮擦交出来！”我说老实话：“没有偷！不但没有偷，连看都没看见过！”老师不管，还是那句话。接着不准上课，罚站都免了，“各人回去请家长！” 请家长，基本上等于大祸临头。挨一顿暴打饱打是不消说的。家长不和孩子自成一派，始终和老师结成一伙，残酷迫...害自己的孩子，这个道理我至今想不通。与之相应的是：我孩子的老师，始终不明白我这个家长，为什么总是坚持顽固立场，站在孩子一边，携手与老师展开对攻——包括文攻和武攻。而且从来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从不拍老师的马屁，反正现在拍的人多。你教书，我读书；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你偏心眼，我也没把你放在眼里。老师们，明显不能原谅，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尊师重教的时代，居然有个学生及其家长，如此落后如此出格。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不敢违法——比如罚站罚作业罚跑操场，比如补课，乱收费，买保险，到了我这里，都行不通。因为我会去学校说理，会直奔媒体，会上法院打官司，会给市长信箱留言，给省长打电话，给总理写信。总之，坚持真理，依照规则，毫不动摇。为什么老师在和学生的矛盾或冲突中，必须是胜利者？其实只要家长给自己的子女以力量，就完全有可能做到，谁有理，谁胜利。有些家长很不像话，只要发生矛盾，连想也不想，就坚决支持老师。简直是傻瓜！老师们遇上我这个冤家，个个莫名其妙，一致准确地认为我是怪物，甚至疯子。为此，我和孩子，经常哈哈大笑。貌似恬不知耻，执迷不悟。不过我的孩子，起码是数亿中国学生里，仅有的几个睡眠充足，能上网吧，自由发展的幸福宝贝。这样的人才，当然就跑到世界一流国家去了。老师们很纳闷，我很自豪。他们纳闷地看着我自豪，只好继续伙同家长加倍迫...害其他学生。我说“迫...害”肯定有人不服，请问学生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成为做作业的机器，长年被剥夺法定节假日，算不算被迫...害？别的且不说。 回头说我小时候的事。请家长，这不太难，挨一顿打，忍痛就是了；最难的是，必须交出“赃物”。不听老师的，似乎可以；不听家长的，肯定不行。可我到哪里去找“赃物”呢？ 那个时候的孩子可怜啊！条件好的家庭，也穷得一天只能吃三顿饭，零花钱一分没有。那么，买个“赃物”，绝对办不到。想来想去，只有去偷一个赃物。当时不兴取英文名，兴的话我一定取成压力山大安得乐夫。 主意打定，我开始行动。不敢在本校作案，那就去哥哥的学校——市东小学。装着找哥哥，混进去，混进班里去。同学袁晓天主动请缨，陪我去找哥哥。 还好，作案很顺利，总算拿到赃物了，心里很轻松。 当天晚上，哥哥说，班上有人掉了香橡皮擦，老师搜查书包，从女同学的书包里，搜出一只死老鼠。小偷没抓到；吓唬女同学，“蓄意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捣蛋鬼”抓到了，请家长了。 第二天我把赃物交给姜老师。她瞪大小眼睛，严厉地说：“你还说没有偷！这不是！不老实！”我小声嗫嚅道：“偷了。”“家长呢？”她又追问，“别想蒙混过关！”我说：“爸爸妈妈出差了！”“哼，又出差了！回回都是出差了……会给你算总账的！到后排靠墙给我站好！站一天！” 我以为虽然被罚站，但总算万事大吉了。不想，项遏筑说：“不是这一块！是另一块，比这块大。”我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还产生了联想，“是不是偷得多，自己都搞混了哟！” 于是又被姜老师从墙边牵住耳朵，揪到讲台前当众审问。一，项遏筑的那一块，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转移到同伙手里了？二，这一块是从哪里偷的？同伙是不是转移前一块橡皮擦的人？ 这一次，老老实实承认偷了香橡皮擦。不过没偷项遏筑的，偷了市东小学的。没有同伙。这样一来，事态更加严重。校长在大会上说：“本校的学生，偷东西不怕丢脸，在本校丢脸不够，还要跑到外校去丢脸。是丢自己的脸吗？不是！是丢整个学校的脸！这种坏学生，只有给处分！处分记到档案里，跟他一辈子！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后来没有给处分，不晓得记没记档案。档案如鬼，没有见过。 接着又是请家长。不要我请，委派可作合格接班人的班长去请，仿佛我的爸爸同时还做着他的爸爸。家长一见到班长就晓得我又闯祸了，不用请，自觉跟上，顺利到达。行前不忘换一身压出楞线的古老衣裳，穿一条熨过的刀刀裤儿，像是要去吃喜酒。 姜老师质问我：“你不是说都出差了吗？”家长在校长和老师的指导或明示下，保质保量地办了四件正确的事：一，当着同学老师校长打了我一顿；二，向项遏筑道歉，给钱让他去买一块一模一样的香橡皮擦；三，到市东小学去，向哥哥的班主任澄清事实，为那边被怀疑的学生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没有补发工资）；四，遵照校长的指示，马上带我回家，“教育合格再送来”。 带我回家的路上，家长愤慨地捏着从烂板凳上取下来的方棍棍，忠实贯彻了武装押送的方略。 关于偷盗香橡皮擦这一恶性事件，就这样解决了。从此，在学校，我成了个人人防备的小偷。连累哥哥，也被人提防，因为他有个做小偷的弟弟；说不定，他还是内线呢！在家里，家长视我为隐藏极深的惯偷，预测长大后，一定会享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还给自己浇灌心灵鸡汤：“到时候我也不生气，就当没有生你！”仿佛我确已被伟大政权判处死刑，缓期二十年执行。 此后我学会了逃学。家长打我，我就离家出走（当时没有这个词，就叫“不回家”，家长口述时会说：“伙到坏娃娃，半夜不回家。”）。没事干了，也去去学校。我去得晚，常常是做课间操的时间。看他们那种懒精无神的样子，举手不像举手，踢腿不像踢腿，我都生气。等大家回到教室，我仍然坐着，不开腔。我在等，等项遏筑之类的家伙，喊我一声小偷，我就像老虎一样奔腾过去。拳头，石头，砖头，板凳，有什么是什么。我的书包里深藏着菜刀。那是我的核武器，如果结伙对单打，我将威胁使用核武器甚至直接使用核武器。还好，谁也不喊小偷。但也没有人和我玩。那我自己玩，有时也和袁晓天玩。不久我就开发研制出了铜管火药枪。 姜老师的孩子在本校读书，是我当然的暗袭对象，尽管那孩子从不喊我小偷。一次我用弹弓射那孩子，孩子没发现我，姜老师发现了。她拔腿就追，追出学校，追了几条街，还在追。其实她跑不赢我，我就是想让她眼看要追上了，却始终抓不到，累死她！但是，后来我不想跑了，她还在傻追。我冒火了，突然站住，抓起一块烂砖头，转过身，以真实的咬牙切齿面对她那同样真实的气喘吁吁。姜老师一个急刹车，远远地站住了。不待把气喘匀，回身离去。她留给我的挽回面子的话是：“我再也不管你了！等家长管！等公安局管！” 就在这一天，课堂上，我书包里的核武器偶然掉到了地上，砍破了我的脚。姜老师脸色大变。我若无其事，到处乱跑，在教室里洒了不少鲜血。还在原本就刀痕累累的桌子上乱砍了一阵。 当晚，我觉得学校和家里都没意思，再次离家出走。并且，“拐走”了同学袁晓天。后来，是袁晓天的舅舅带人，在火车站把我们抓获的。孩子离家，最伤心的是妈妈。为了妈妈，我没再逃过。 返回学校后，我正很有派头但也不失警惕地走进教室，不料班长以为有老师撑腰，便失去了理智，猖狂地喊我“小偷”。话音未落，他的脖子就挨了我的铅笔。是握着铅笔，跳起来使劲往他身上栽。笔尖断在肉里，几十年过去了，还看得见伤疤和伤疤里的黑点。之后，还抓住对方的耳朵，牵紧头发，推他的脑袋撞墙，说“认输”才止。我没虐待“俘虏”。 打架就是比“敢整”，谁敢下手谁就赢。当时孩子们打架的习惯是，彼此伸出拳头在胸前对打，只是拳头打拳头，有时能打上半天。胆小的说几句软话，趁对方迟疑之时，溜之大吉。我不这样，一开始就来猛的。同学之间，没什么道理好讲，拳头就是道理，人人都服。我们不晓得尊重生命，没有人教过我们，学校也不教，只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教“为实现G.C.主义而奋斗”。唱国歌时，也能热血沸腾，胸膛一下鼓起来，当然，很快又缩回去。但就是鼓起来的瞬间，人人都愿意马上把脑袋砍下来，献给祖国！这就要算好学生。而祖国要人头干什么？我没有想过。 下课了，我和袁晓天去院子里玩火药枪。那是具有较大杀伤力的“玩具”。我们朝天一人打了一枪，然后威风四顾，观察“原子弹”爆炸的效果，还把手指伸进嘴里，吹尖利的凌厉的狂暴的，使人大皱眉头的口哨。没有人对此说过一句话。只是，放学时，警察来了，没收了枪。我晓得是老师或者校长告的密。我在班上宣布：“明天重新做一把！” 这样展示几回，谁都不敢再惹我，包括姜老师。我也确实选人多的时候在班上高喊过：“谁敢惹我？”袁晓天也跟着高喊：“谁敢惹我们两个？”这当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可是没有人敢接这个玩笑，怕接到祸事。 我呢，也不惹谁，只惹项遏筑，比如专偷他的香橡皮擦，钢笔，课本，甚至整个书包。偷后胡乱抛弃。敢表示不满，那就打；或者我不打，由袁晓天代劳。我很快找回了丢失的“尊重”。其实我大打出手时，心里还是有点虚的，可是对手更虚，所以我就不虚了。多数同学挨打，都很快投降，仿佛经常挨打。有人还适时“起义”，积极带领我，去寻找躲在厕所粪坑长廊里的对手。 本来我就是个坏学生，但一直装成好学生，已经很痛苦了。现在被逼得不用再装，也好。成了大王，总有孩子热烈簇拥，令人快活。怪不得士兵都想当将军。作家阿成说：“坏同学没有孤独感，有很多快乐，是让人羡慕的自由人。”确实有道理。据我观察，挨欺负的同学并不是都衔恨于心。我发现，不少人带着竭力掩饰，可又掩饰不住的肃然起敬的神色打量我。那眼神是梦幻般的，多半是在幻想，做人要做我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经历的一场从天而降的祸事！ 多年后我去看望另一位班主任刘德裕老师（姜老师的后任），一进门，她就从电脑前迎过来，笑道：“‘你已经远离江湖，江湖还有你的传说！’这句话用到你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我沉默了一会，遥想当年的“豪举”，还有些心惊。幸好那时我不晓得有“未成年人无刑事行为能力”这一说，否则会更加无法无天。唉！ 坐下不久，来了邻居。是一个矮小苍老，并且萎缩了的老太太。她的一副大嗓门让我明白，这是姜老师。立刻，我向刘老师道别，昂首阔步地出了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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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9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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