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时的我，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身体长好了，胖乎乎的（印象中上街会有人呼我“小胖子”）， 又脾气温顺，十分乖巧。因此，很讨父母喜爱。便自读幼儿园起享受了很多年与父亲一起住在其三星中学宿舍的待遇。由此，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儿时记忆。
父亲刚到三星中学时，好像是作的后勤管理方面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总务主任）。印象很深，那时来自全区（甚至还有外区）的住校学生们每周星期天下午就从家里背着大米（少量）、红苕（大部分。洗、削过的）到校交一周的搭餐粮。父亲就领着后勤的几个人过称、记账、收存。印象中办理处大屋子一角的红苕堆得如小山般，颇为壮观。
我那时还小，没事又不好玩，于是就爱到收粮处玩，父亲的同事叔叔也很喜欢我逗我玩。
记得是一个冬季，天很冷，办事处燃着碳火盆。一个姓夏的伯伯的绿杆钢笔不小心掉到火盆里，虽然很快就捡起来了，但笔的一端已被高温烫化。
“油爪妹儿（蚱蜢）！”正在旁边玩的我惊奇而快活地叫道。
因为烫化的一端绿油油地很像是当时农村田野中常见的人们称作“油爪妹（儿）”的“蛾花”（川语。一种油油地炒熟后很美味的有翅昆虫）
从此后，夏伯伯就常用“油爪妹（儿）！”来逗我开心。
夏伯伯瘦瘦的，当时好像是学校会计，与父亲私交甚好。
可不要小看了夏伯伯，他虽其貌不扬，可是却有不凡的“英雄出身”哦！曾上过“黄埔军校”（但好像没毕业），“文...革”后我曾见过夏伯伯的一本《黄埔同学录》（是“文...革”后相关人员编印的），那上面确有夏伯伯的名字。
夏伯伯的爱人也在农村，是民办教师。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与我差不多大，名字很诗意：“海波”；女孩大概小一两岁，却取了个男性化的单名“勇”。由于父辈的关系，我们也就成了儿时伙伴。
与海波两兄妹的童年往事多已淡忘，却记得一件溴事或说是趣事：有一次夏伯伯到成都去出差，父亲托他将我和海波兄妹一起带去“成都府”增点见识（那时到成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地发了大概五毛零用钱随便我们花。晚上住在某个招待所后我们三人到附近玩，看到卖冰糕的很想吃，但我和海波两个大点的“男士”却缺乏绅士风度不仅舍不得花自己的两分零用钱招待“女士”，反而动了小心眼让“勇”用她的零用钱为我们三人买了单。事后我俩还沾沾自喜！现在想来既好笑且有趣又有些许赧颜自责。
除了夏氏兄妹，儿时的伙伴还有两位可记，他们都是父亲单位同事的孩子。
一位姓蒋，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兄妹很多，他排行第五，因此呼作“蒋小五”或“小五”。其父是历史老师。我与小五常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河蟹）”爆发了，灾难降临到小五家：小五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更糟糕的是名字又叫“蒋中林”——与“蒋中正”不就是“资格”（川话“正宗”之意）的弟兄？于是就成了首先要被揪出来批斗的混进人民教师队伍的“坏人”。
许是无法面对即将来临的那种残酷与屈辱吧，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小五的父亲丢下在偏远公社学校教书的妻子和一群尚未成人的儿女悬梁自尽了。小五自然也就成了“狗崽子”而离开三星中学到了母亲处。
不久听说他们一大家子便随着母亲调回了更偏远的外区老家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三十多年后我到县里教师进修学校从事教师培训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小五的爱人（城里一所学校的老师）才知道小五都已从工作单位“下岗”而“下海”但在“海里”扑腾得不甚如意。
另一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姓名：吕力。想来他的家庭环境也不会有多好，因为他在三星中学实际上是在投靠他的嬢嬢，而他的这位嬢嬢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糟糕：是一个在“低头作人”的连讲台也不能上的“臭名昭著”的“（河蟹）”份子（他这位嬢嬢我在后面还会提及）。
也许是家庭影响，吕力小小年纪就显得文静，温文尔雅，言语不多，因此我特别感觉与他似乎有一种心灵的契合。两个小伙伴在一起可能经常就是不多言语玩沙坑里的河沙，或是在上山顶教室的石阶上观察当时常见的那种大大的始终在忙忙碌碌的黄蚂蚁，也或是在山坡松林里捡拾松果、灌掘“推屎爬”（“屎壳郎”之川语）……
然而，不久得知消息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读书了。一知道这个消息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真的，那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到失去朋友的一种出自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痛楚心情（不好意思，不知你相不相信，写到这儿，又触到我心里那丝敏感脆弱的弦，鼻子酸酸的，两眼溢满了泪水）。
还清楚地记得在吕力要启程前的某一天，他将我叫到学校澡堂外小天井的过道上。两个小伙伴低着头默默地对站着，都感到即将分离的闷怅、难受。没有言语，真的不记得有什么言语。然后，他伸出手，手心上是两颗水果糖（那时水果糖可是很珍贵呵）。但是，我太难受了，不愿意接受要分别的现实，竟没接过他离别前送我的珍贵糖果。
不久，他回到父母身边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一点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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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5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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