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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9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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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存在一定共识的东西都有哪些?
华生:我个人觉得有四点是可以称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共识。
第一是推进法治。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实际上,推进法治不仅对底层百姓、对中产阶层重要,对官员也很重要。一些官员在位时风光,出了问题被审查时就痛感法制的重要和可贵。极端地说,至少它能在一个官员一时失势甚至犯法时,也能保障其应有的合法权益。
第二是扩大参与。
第三是平等权利。如果每个人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没有得到确认和尊重,一味搞民主政治是危险的,社会可能撕裂。哪些是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呢?典型的如现在受到歧视的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外来移民的合法权利等等。
第四是追求共富。现在贫富差距拉大了,大家开始说要平等。可是要平等地穷还是平等地富呢?很显然,回到改革前那种大家都贫困的状态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共识肯定是共同富裕。西方社会贫富差距大了,社会也不稳定。贫富差距太大,机会就不可能平等了。
我觉得这四点基本上可以作为重建共识的基础。
《望东方周刊》:扩大参与在民间是共识,在执政党内部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吗?
华生:党的文件和政策都明确主张发展民主、扩大参与。当然,党内也好,政府内部也好,也会有多元声音。
我们的干部队伍,一方面,由于制度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是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不公平感。
不同的领域,改革的方式肯定不同。刚才讲的扩大参与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信息透明,改变信息的不对称,这样才可能减少误判。至于怎么使它透明,可以讨论。
第二就是扩大参政渠道。比如怎么逐渐改革普遍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体制;怎么发展社会上的民主参与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现在面临的情况,跟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改革的局面类似。
当年的状态是计划经济,目标是要向市场化方向转化。那时对市场经济要到怎样的程度,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是存在分歧的。但有一个模糊的共识,就是对计划经济不满意,知道我们不要什么,认为计划经济管得太死,必须松动,逐步引进市场调节。有这个共识就可以前进,而转变过程中有不满意不一致的地方,也会调整。
改革方向一致,这个方向就是共识的基础。
民主是需要训练、需要学习的。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许多缺掉的课必须补。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它没有一个必然的终极模式,人类永远都在探索和实践。对中国来说,这条路还很崎岖。这方面的改革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当然就符合执政党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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