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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3月9日电 题:政协委员众议“收入倍增”:有希望有担忧更盼素质翻番 中新社记者
“收入倍增要靠释放改革红利来实现”、“不可低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在接受中新社记者调查时,各抒己见。
委员们聚焦收入倍增的背景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说,实现收入倍增要靠释放改革红利来实现。他认为,改革与红利相结合,说的就是通过制度性设计激发改革活力。如果现在单纯依靠涨工资,企业可能无法支撑,所以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具体政策。
蔡昉强调,通过制度性福利,以公共政策代替涨工资,显然更有激励价值。收入倍增要靠政策,尤其是公共福利政策,“这部分就是改革的红利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张蕴岭认为,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分类指导政策,财政支出也要向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
他指出,中国地大、人多,城乡、地区差异很大,要让不同收入群体出现不同的倍增。如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要超过两倍,低收入群体的增长要超过三倍,而高收入群体的增长是零点五倍。“这样,低收入人群才能最大程度获益,生活的满意度才能提高。”
张蕴岭认为人均倍增不是强调“平均数”的倍增,而是要借此调整结构性收入差距。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吴志明。他建议,在推进倍增计划时,数据的统计应更细化,对高、中、低三类人群的收入增做分类统计,列出每类群体的收入涨幅,这样会更客观,对政府的决策会更加有用。“收入倍增,更应该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发展必须兼顾社会底层的利益。”
吴志明认为,如果国民经济运行正常,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有可能实现,但仍然具备一定难度。过去20年中的许多年份,中国GDP与收入没有实现同步增长,造成现在两级分化比较严重。而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2020收入倍增计划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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