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释案] "飞越疯人院"——《精神卫生法》后全国首例

来源 / 一财网 作者 / 禅宗七祖

　　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最近，流行一个没有证实的故事，它的题目就叫《你能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吗？》，看得很像心灵鸡汤。不过，随后笔者讲述的一个中国版故事，恐怕就不会那么鸡汤，但是依然励志。

　　意大利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由于一时疏忽，不慎让三名患者在运送途中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他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拉客。当车上只留下最后三名搭车者时，他把他们三人充做患者送进了医院。美国《探路者》杂志记者格雷?贝克听说此事后，特意前往意大利找到那三位被无辜关进精神病院的人进行了一次访谈，他想知道他们三个人（甲、乙、丙）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采访的记录：

　　（与甲的对话）

　　格雷：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你是想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的呢？

　　甲：我想，要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格雷：你是怎样证明的？

　　甲：我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至于被当成是精神病吧！

　　格雷：你成功了吗？

　　甲：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用一个很大的针筒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扎了一针。

　　（与乙的对话）

　　格雷：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

　　乙：我和甲都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以后，报了警。

　　格雷：当时你想过自己逃出来的办法吗？

　　乙：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的前总统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我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格雷：那丙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乙：他进去以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还会说声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格雷?贝尔感慨地说：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

　　看到这，或许你有所悟，但是看到下面的故事，可能就并不会那么轻松了，因为如果你也被精神病，那么要想飞越疯人院，这条道路可能比上述段子要复杂得多。

　　今年47岁的徐为（化名）在上海的精神病康复院待了十年，他现在非常想回家，带着自己的女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尽管之前有两次功败垂成的“飞跃疯人院”举动，但如今徐为更想堂堂正正走出这座康复院的大门。他选择了诉讼的方式，希望用法律的钥匙打开这座封闭的铁门，于是，《精神卫生法》生效后的第一案便在上海成为现实。

　　故事还要回到十年前，2003年7月12日，徐为很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他和父亲发生矛盾“小吵了一架”，随后被送入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诊断为精神分.Lie症。入院之后，徐为积极配合治疗，据其称第二年他就可以出院了，但却迟迟跨不出这座大门。因为在他住院后一年多，父亲过世，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将监护人变更为哥哥徐兴（化名），而哥哥却不愿意签字让弟弟出院。

　　按照后来徐为的说法，徐兴趁父亲过世的机会，将他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迁入徐为户籍所在的公房内，并成为该公房的承租人。现在，该公房已被哥哥出租牟利。如果徐为出院再入住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就会影响哥哥出租该房的收益。

　　而康复院则坚持“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称监护人不允许的话，不能放徐为出院。这个说法如果完全成立，则很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禁治产》讲述的故事，那里面有位侯爵夫人因为爱慕虚荣、独占家产，向法院诬告侯爵神经有毛病，要求法庭对他实施禁治产的法律条款。

　　当然，现实与小说却并非一一对应，但徐为的遭遇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由于不能出院，徐为就在康复院一住就达十年，成为资深“院士”。百无聊赖的他，就只能晒太阳度日，医院对他来说是个不能自由出入的“家”。值得一提的是，徐为在入院2年后在康复院与一位女病友相识相爱了。徐为攒下了一点钱，有了自己的对象，盘算着自己的状况也相当稳定，出院的愿望越来越强。

　　最初，徐为想到了逃跑，大约在入院一年后，徐为和另外一位病友策划逃离康复院。具体办法是翻墙而出，他蹲在墙脚，病友站在他肩膀然后翻墙而上，可等那个病友刚上了墙头，他们的举动就被发现了。徐为马上就被赶来的医护人员抓了现行，而他的病友却成功逃脱。后来，这位病友的家人前来办理了正式领回的手续，但是徐为却留了下来。

　　但是，这里毕竟不是长待之地。感觉自己已经恢复健康，他又谋划了一个逃离康复院的方案。徐为说，2011年的某一天，他和女朋友在早上在四点多钟，告诉看门的阿姨，荆ê有罚?门买些点心，然后就直奔上海火车南站，他们买好了南下广州的火车票并且成功进站。但不知道是因为逃跑的过程过于紧张劳累，还是进入候车室后就以为安全了，他们居然在候车室里的座椅上睡着了，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医生就站在他们面前。

　　这两次“飞跃疯人院”的举动太具有戏剧性，却也在深刻地提醒了徐为，这样出去不是办法。于是，在第二次逃离失败之后，他决定采取法律手段，要堂堂正正地走出这座康复院。然后，现实中的铁门还是容易翻越，但是制度的门槛却不容易突破。

　　后来成为徐为代理律师的杨卫华曾经几次见过徐为，通电话更是频繁。杨卫华告诉笔者，与徐为见面交谈，就可以发现他思维清楚、表达正常，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笔者与徐为电话沟通过程中，也注意到他问答清楚，除了一些重要事件的日期没法确定外，待人接物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徐为在康复院里服用的药物多是氯丙嗪，这就说明他完全可以出院。”杨卫华强调说，公开资料显示，氯丙嗪也叫冬眠灵，是第一个抗精神病药，开创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并在西方国家掀起了非住院化运动，使许多精神病患者不必被终身强迫关锁在医院里。

　　服用这种药物本身就说明徐为具备出院的条件，杨卫华说，“尤其是找律师、打官司，都是他自己亲自处理的，虽然在遇到无法立案时也会急躁、焦虑，但是常人难道就不会？”当笔者问到女朋友的事情，徐为也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女友的独立生活能力要差一些，但是精神没有问题，因为担心没有人照顾，所以她家人也没有接回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出院后可以照顾女朋友，而女朋友的哥哥也会给他们提供住处，到时就能一家人过正常生活。但是，梦想要照进现实，就必须自己先出去。

　　在2012年，徐为就自己联系过一名律师，尝试通过变更监护人的方式出院。他的父母亲早年离异，所以母亲74岁一直住在江苏靖江，她愿意看到儿子早日出院，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徐为的监护人是徐兴，这位哥哥常年在广东打工，也不愿意顶着精神病人“头衔”的弟弟出来，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同意。徐为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从哥哥变成母亲，这样母亲是乐意看到他早日出院的，但是法院最后因为老人家年事过高而驳回这一请求。

　　对于徐为而言，希望落空了，原来攒下的那笔钱相当一部分也付给了律师，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他也没有绝望，而不是不断通过读报纸、听新闻、看电视找到新的出院路径。他其实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一台能上网的手机。虽然医院不让病人用手机，但是徐为还是藏着一个，所以与外界的沟通也还可以。

　　通过上网，徐为注意到一个经常关注精神卫生问题的律师黄雪涛，而她正是一家面向全国的公益法律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创始人，她的机构2010年4月设立，致力于在健康与残障领域推动法治、消除歧视、防止滥用精神医学，守护和倡导公民自由与尊严。

　　徐为联系上了深圳衡平机构，随后该机构的志愿律师杨卫华参与进来，并与徐为见面沟通，了解了他的想法。2013年3月29日,杨卫华代表徐为给康复院发出律师函要求出院，随后他们收到了拒绝的答复，理由是监护人徐兴不同意。

　　最终决定起诉医院和监护人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希望用判决来解决这个出院的难题。2013年5月6日，徐为正式委托杨卫华律师，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哥哥徐兴起诉至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其人身自由。

　　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这个案子也是全国第一起依据该法起诉的案件。但是提起诉讼很容易，但是立案却不简单。因为在提交诉讼材料时，法院以徐为没有民事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当场拒绝立案。经过协调后，法院回复称此案复杂需要请示上级法院。

　　在超过法定的七天立案期限，距离起诉两个月后，立案仍然没有音讯。为了督促法院，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肖申克用每天给州议会写一封信成功获得建图书馆的拨款一样，徐为决定在精神病院里也做一个行为艺术，他每天向法院寄一封信，请求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后来，在衡平机构和杨卫华的帮助下，徐为的行为艺术获得了多家媒体关注，法院因此回复说将会尽快给出答复。这样，在律师、媒体等多方面的呼吁和努力之下，可谓历尽坎坷，在距起诉七个月后，去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终于通知立案成功。

　　虽然立案成功，但徐兴能出庭但很可能不愿意出庭，而很愿意出庭的徐为很可能没法出庭——医院未必会同意他离开去法院。不过，对于开庭，徐为还是充满期待。

　　杨卫华感慨说，徐为案件是全国首例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的案件，遭遇了新法律落实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障碍。《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即精神障碍者在有可能、或者已经伤害自身或他人的情况下，才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但在现实中，由于监护人不同意，造成可以出院的精神障碍者滞留医院，徐为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至今日，作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杨卫华已经竭尽所能，推动案件往前走。不过他也深刻地感受到《精神卫生法》从制度到落实的难处，他告诉记者，“无论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都有权获得司法保护，法院从质疑徐为的诉讼资格到允许立案，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成为《精神卫生法》的现实适用中极有制度价值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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