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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多次向学生推销商品,，这一次又让孩子们买保险， 还规定必须买，不买要写申请书。这就欺人太甚了！我让孩子带信给班主任：“买不买保险，‘主权’在学生，别人无权介入；尤其老师，更不适合充当‘义务’中介。如果非买不可，请老师先向购买人递交申请书。”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
不久，孩子“犯错误”的次数突然增多，挨罚的程度也迈上了新台阶：课间操动作不标准，罚跑操场十圈；做错一道题，罚抄一百遍；迟到一分钟，罚站一天，并写检查，写了三遍，仍然“不深刻”……我忍无可忍，找班主任说理：“不准罚跑！不准罚抄！不准罚站！否则，请出示法律依据；我不认校规，只认《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听招呼，我要动手！”从此师生相安无事。
三个月后，孩子毕业了，在家里静候学校通知。一天，班主任让她去学校收发室取毕业证。孩子归家后，同学们纷纷打来电话：“你怎么不参加照毕业合影？”孩子惊问：“什么时候照？”答：“照都照完了！”孩子委屈得哭了好几场。最终，她就揣着这件令人终生遗憾的心事，走进了大学。
我设法找来那张照片，看见上面只差我的女儿。我认为无论班主任是不是故意为之，都必须让他学会尊重孩子；生米做成的夹生饭应该倒掉煮新的！为了避免冲突，我没与班主任正面交锋，而是给他写信，请他向孩子道歉。等了一个月，没有回音。我又给对方及校长写信，并设定了道歉期限。又一个月，一切照旧。我只好去市教委投诉。等到第十天，我打去电话，声明，“如果班主任不表态，明天我就绕过市教委，直奔省教委！”
因为仍然没有回音，我果真去了省教委。那儿的某张办公桌上，竟然堆满了吃的，像是外婆家的饭桌。可惜这次还是白忙。我总不能跑到教育部去，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吧！
我咨询罢律师，写好起诉书，再次来到酷似外婆家的省教委，一句话就能撞人一跟头：“请在12点之前给予答复。否则，我下午就去法院递交起诉书！”在场的几位前食客一愣，处于大惊不言状, 又分别使劲眨巴着眼睛，首次仔细打量了我好一阵，才忙乱着审读起诉书。我知趣地退到房外，以便他们“密谋”。20分钟后，一位女士向我招手，并客气道：“您请坐。我们已经和市教委联系了，市教委已经和学校联系了，学校正在和当事老师联系。”又20分钟，孩子原班主任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同学家长，照相的事，因为忙，我疏忽了……”我打断他那尚有几分底气的声音，问：“那么让孩子去收发室领毕业证总是你特意安排的吧！请回答，你错没错？”他迟疑片刻，无可奈何地接了招：“错了。”我又问：“你道不道歉？”这次他已有进步，反应很快：“道歉。”我断定他的心中已经遍布油盐酱醋，便说：“行！以后别再刁难其他学生，也别再当推销员，那是不务正业！”对话耗时共约20秒钟。
为了这20秒钟，我挥着钝刀瞎闯了大半年。我终于明白，老师处罚学生，并不一定照章办事，基本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且要当场兑现；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老师的损害，若请老师认错（且不说写深刻检查），则像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跳楼上吊而能当年兑现，就该热泪盈眶欢度感恩节了。我代表孩子，不是和老师一个人斗，而是和上上下下已“达成共识” 的一种观念斗。所以是艰苦的, 长期的。可喜的是，尽管“教育成了重灾区”，尽管极少数老师是坏的和比较坏的, 他们有的善于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达三百多万元)，有的猖狂强暴小学生（达二十余人），有的打死打伤多名学生（见《认抿日报》《成都晚报》《重庆商报》）。但最终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正确还是规范了错误。老师的臀下，哪里有龙椅！
我希望，为人师表者，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上，也应当为人师表。毕竟学生不可能100%合格，而老师，必须100%合格！
草于成都28中
载于北京《法制文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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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29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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