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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上，立三张大竹席，敞一道“空门”，甩几张条凳，悬一块破镜，就是乡场上的小小理发棚。我陪同学钟勇去理发，剃头匠发哈儿不在，只好等。等来等去不见人，我便建议道：“干脆我给你理，半价，收五分钱！”虽然我从没理过发（只帮农民乱剪过），但是看见过无数次，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钟勇问：“你行吗？”我没回答，只用鼻子“嘁”了一声。
正好有小贩吆喝着一步一顿地从门外移过。我顺利地从钟勇那儿取到钱，买了个锅盔；锅盔笨而大，但不香，可是一掰，香气就像花一样开出来，我三两下便把它丢进了肚里。接着开始理发。世上的许多事，看别人做时，都极简单，比如绘画、缝纫、砌墙，包括翻跟头等等。一旦自己上阵，才晓得隔行如隔山，隔了几座山，几座喜马拉雅山。等到一剪子推出去，我就明白坏了。头发倒是理断不少，但无论怎样努力，就是理不平。因为已经收了工钱，并且花掉了，理不平，也得理；必须平，只好修。修来修去，钟勇的头上变出了好几个大槽子，极像当下扮酷少年的发型，但还是修不平。我开始出汗，继而冒汗、淌汗。
钟勇看见镜子里的人头成了妖怪，立刻提出抗议。我安慰他：“没关系，还要修的。”他又忍耐了一阵，终于坐不住了，蛮性大发作，一掌把我击开，脖子上鼓起充满怒气的青筋，大吼道：“退钱！”因为有了距离，我看得更真切，钟勇的头，哪里是人头，分明是被狼狗啃食过的猪头。我强调：“我没有带钱。那五分钱已经用了。”说到这里，看着钟勇那晃来晃去的怪头，我实在忍不住，爆发出一串大笑。路上长期寂寞的农民们听到笑声，连忙探进头来充填好奇心。有人先笑了一阵，又向还没有看出名堂的人指点着，终于弄得皆大欢喜。有人还发扬**主义风格，挤出人缝，呼朋唤友，以扩大宣传面，展示有福同享的高风亮节。后来者匆匆往里拱，好像小小席棚内，有整箩的无主金元宝在静盼瓜分。钟勇失了面子，再次恼羞成怒，重复发威：“退钱！”我取下帽子说：“真的没有钱。要退，只能让你把我的头也理成狗啃的。”钟勇不干，但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主持正义：“要得，就这么办！”钟勇咬咬下唇，快步迈近，夺过推剪，一捞，一按，将我固定在凳子上。坐好了，我才发现手臂很酸，直感叹剃头匠真不容易。钟勇每推一剪，都会先停下来检阅，然后征求各位高参的意见：“像不像狗啃的？”不像，则向极限挑战，狠狠推一剪；像，则满怀豪情开辟“处女地”。大功很快告成。不过因为他的头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而我的头是刻意加工的，所以高参们都指着他评判：“还是你的头更像狗啃的！”说罢又笑，笑得很严重，有的暴露了扁桃体，有的稀牙咧嘴流唾沫，像是后来的微缩景观九寨沟。钟勇打算再次修改他的杰作，遭到我的严辞拒绝，并指出：“要想练手艺，先交五分钱！”高参们慌忙抢生意：“只要给钱，理我的！”还压价，“两分钱都行！”无回应，就严肃地交头接耳，好似在密谋着什么。正好公社主任的千金路过。她穿着一双新皮鞋，摇摇摆摆步步小心，每一步似乎都怯于提脚，都在埋怨没有配套的红地毯铺展到小棚深处。
这时发哈儿回来了。钟勇立刻要求他援手“抢救”。发哈儿琢磨罢那个怪头，感觉到“原材料”太差，说：“理短了不能怪我。”一句话捂得对方哑了口。两分钟后，他“因地制宜”，为钟勇理了头。可惜亡羊补牢，已经晚了，那头虽然叫平头，却并不怎么平。收费时，两人还吵上了，钟勇强调：“已经理了一半，给了五分钱，另一半也只能给五分钱。”发哈儿指出：“烂头比好头更难理，本应该收一角五，现在照原价收一角，不能再少了！”钟勇无法，只好付了一角钱，接着偷偷掠了主任千金一眼，又狠狠瞪了我一眼；瞪我时目力可感，好似他的仇多得报都报不完，应该一烧火棍将我打死。我很理解他，想节约五分钱，结果多花了五分钱；多花了五分钱，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不瞪我泄愤，他又怎么活！
这还没完。我们心脏提悬返回学校，因为我戴着帽子，大伙只能鉴赏到钟勇那短得出奇的平头。他们先是一愣，接着便歪歪扭扭地笑，笑得嗬嗬咯咯的，男生的是嗬嗬，女生的是咯咯。有位因经常唱反调而在学校里颇有名气的女生，居然笑得捂紧肚皮去碰墙。班主任一惯庄重，不过外号叫陈大嘴。其大嘴突然一笑，立刻自这只耳朵一直咧到另一只耳朵，和他平日里宣读完“名家”的裹脚布文章后的表情一样，还用拳头的背部按了按快乐的泪水。
这一次理发，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今天想起来，“那过去了的一切，都会变成亲切的回忆”。有钟勇这种勇于奉献者陪同着浪费一点点青春，真是我的造化。可见，即使我们的生活没有充满阳光，可也不是遍地鸡毛狗屎呀！眼下，“同学少年都不再”，真是可惜！
载于成都《锦西文化》
[ 本帖最后由 髯翁 于 2009-8-10 17:4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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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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