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四川老茶馆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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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茶馆是四川的一道独特风景。四川的茶馆数量之多，当为全球之冠。从省城成都到各个乡村，茶馆无处不在。四川到底有多少茶馆，怕是难以说清。就连我每天来来往往，为生计穿梭不停的这个县级市里，城区大大小小的茶馆（楼）已接近300家，四川茶馆的数量由此可见一斑。“四川茶馆甲天下”看来名不虚传。 四川的茶馆多，表明四川盛产茶且四川人爱喝茶。四川人爱喝茶与“蜀道难”有莫大的关系。旧时，四川交通不便，对外贸易道路艰险，茶叶外销得靠肩挑背驮到重庆，方才上船外运，如此一来，“豆腐盘成肉价”，很不划算，因此，只能自产自消，四川茶馆便由此兴盛起来。
川人喜饮茶有悠久的历史。周初，武王伐纣，巴蜀两个小的邦国前来相助，便以茶作为献给周的贡品，中原知茶，其实主要是从这时开始。待到周王室结束，秦王朝统一全国时，巴蜀已与中原连为一气，成为中央统辖下的郡属，它比云贵、岭南甚至长江下游接受中原文明早，用茶的历史也早于黄河流域，这造成茶文化在此地发展的优越条件。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人，几乎都是蜀人，而且都是大文化人。如写《僮约赋》的王褒是四川人，他首次记载了我国买菜、饮茶的情况。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也是茶的知音，扬雄同样懂茶。所以晋人张载写《登成都楼赋》，想到前辈饮茶先生们时说：“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可见，在两汉之时，川人饮茶的经验远远走在各地之前。但是，在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显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而唐代，正是茶文化形成的时期。这样一来，荆楚、吴越反而后来居上，成为真正的中国茶艺、茶道的发源地，四川茶文化反而因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而相对落后了，但四川茶馆业的兴盛在全国却始终独树一帜。
四川茶馆的兴盛应该始于明末清初，估计与“湖广填四川”有莫大关系。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十之八.九，迫使统治者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十余个省的一百余万人在前后约100年间迁入四川各地，从而形成独特的巴蜀文化。在入川的外省移民中，大多来自善饮茶的湖广诸省（湖北、湖南、广东）与安徽、福建、江西等地（当数湖广为最），种茶、喝茶的习俗得以传承。外省移民涌入巴蜀，需要与当地土著友好相处，各地文化也需要与巴蜀文化迅速融合，这种交往与融合由此带动了茶馆业的兴盛，而遍地开花的茶馆又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的交往与文化的融合。
旧时四川的茶馆大多比较简陋。四壁空旷，陈设简单，茶桌是黑不溜秋的木制矮方桌，座椅是坐上去就会嘎吱直响的竹制矮椅，地上遍布瓜壳、烟灰、口痰，空中则烟雾缭绕，弥漫着刺鼻的旱烟味。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川人仍然把进茶馆作为生活休闲的第一需要。在四川的乡镇上，只要是遇上逢场天（北方人称赶集），所有大大小小的茶馆都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去晚了的只得早早打道回府，于下个赶场天再图个早了。因此，凡遇有事不能早去茶馆的都会托人先占一个座，然后尽快把事处理完赶到茶馆，泡上一杯茶喝上半天。川人爱坐茶馆不仅为饮茶，而首先是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四川老茶馆的第一功能是“摆龙门阵”（聊天），“摆龙门阵”是旧时川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是川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个大茶馆便是个小社会，在茶馆里，社会上各种信息从各个方面汇聚到了一起，川人便通过“摆龙门阵”，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同时获得精神慰藉。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每遇周围乡镇逢场时候，我也会早早地约上好友，走上十多里小路，赶往逢场的乡镇（乡镇按大小规模划分出不同的逢场期），在集市上稍作浏览便赶紧溜进茶馆，寻个座位坐下，边喝茶边听周围老乡“摆龙门阵”。我脑袋瓜子里装的那些野史故事，很多都是那时从茶馆里听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仍觉新鲜无比。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寂寞时光里，坐茶馆不仅使我逃避了繁重的体力活，增添了我的社会知识，其心身也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愉悦，真是乐趣无穷啊。
旧时四川的茶馆是川人社会文化娱乐的场所。晚上茶馆设有川剧坐唱、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演出。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在这些演出中，我不得不提一下四川清音，清音是（河蟹）有的地方曲艺，它伴奏简单（在茶馆演唱只需配一面小竹节鼓和一幅板即可），特点鲜明，个性十足，它音域宽广，音色甜美，唱腔轻盈，细腻圆润，它的运腔中有一种风格独具的“哈哈腔”，只有天生长有一幅好嗓子的女艺人才能演唱，听后你自然会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切身体会，毫不夸张地说，听清音绝对是一种超级享受。
而在所有的演出中，又以评书连场最不择观众，因而也最吸引人，有的评书段子可以连续说上一两个月不衰，如《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茶馆常常有评书艺人说书，晚饭过后我便会借外出玩耍的机会约上小伙伴偷偷溜进茶馆，由于没有钱，只得找一昏暗角落站立听书。每当说书人讲完一个章回，将惊堂木往桌子猛一拍时，这时的我们就得赶紧往厕所溜，因为说书人马上就要起身收钱了，待说书人收完钱重新开讲后，我们才会从厕所出来回归原位，继续听书。说书人讲一场（一个晚上为一场），大约要收三到五次钱不等（收钱时由茶客任意给，一般每次五分钱左右）。说书人的书虽然讲得精彩，可我从来没有听完过一个全场，最多也只能听个三分之一。有一次听《杨家将》忘了回家的时间，结果回到家被父亲掴了两个耳光。因为正统的父亲是严禁我们弟兄姊妹进茶馆的，他认为茶馆里喝茶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哪有正经人不做事成天在茶馆喝茶的呢，他常告诫我们姊妹说，茶馆里喝茶的人成份复杂，三教九流鱼虾混杂，不管是喝茶者所摆谈的，还是评书艺人所讲的，内容大多不健康，宣扬的基本上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小孩子不辩是非黑白，千万不要去这些地方，否则容易中毒。那次虽然挨了父亲两个耳光，所幸没有暴露回家晚是在茶馆听书听晚了，下次还可以偷着去听，只要小心一点记得早回家就行了。可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我听书不仅没有中毒，反而因听书喜爱上了历史，从此读史成为我的兴趣与爱好，并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旧时四川的茶馆是“袍哥”谈公事的地方，各地“袍哥”香堂的堂口大多设在茶馆里。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从清朝中期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河蟹）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统治者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它与青帮、洪门并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由于川人参加“袍哥”组织的人数非常多，因此在茶馆喝茶的人，“袍哥”占绝大多数，茶馆也就自然成为袍哥们议事的地方。辛亥年秋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结果是宣告了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袍哥是主力军也是领导者，而袍哥们举事前的联络、商议、策划均大多在茶馆进行并达成。中国革命著名的活动家、教育家，中共延安时期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是当时这场革命活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策划者，他领导的荣县起义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宣告独立的革命政权，毫不例外，吴老也是当时四川袍哥会的重要人物。而此后中国G.C.D的秘密活动也是以茶馆作为理想的联络点和秘密交通站（小说《红岩》中的描写便是佐证），四川茶馆的作用与功能由此可见。
旧时四川茶馆还有更为广泛的功能，有人叫它 “民间法院”，乡民们有了纠纷，逢“场”时可以到茶馆里去“讲理”，由当地有势力的保长、乡绅或袍哥大爷来“断案”。旧时四川茶馆也是生意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买官鬻爵、谈生意也都在茶馆里讲价钱，因此有人把茶馆称作“经济交易所”毫不过分。旧时四川茶馆也是走方郎中诊病，算命先生看相测字，民间谈论嫁娶、议事的场所。总之，旧时的四川茶馆是多功能的，它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为一体，大有为社会 “拾遗补缺”的作用，虽然少了些儒雅，但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却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四川茶馆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其它地区的茶馆所不能比的。可以说不了解四川的茶馆就不了解四川的民风民俗，不了解四川的茶馆文化也就把握不了独特的巴蜀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的茶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过去那种简陋、污浊的茶馆除了在乡村还能见到外，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城市的茶馆完全脱胎换骨，面貌一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馆的数量在逐步增多，茶馆装修的档次也节节升高，各种规模、豪华的茶馆随处可见。茶馆已不再被叫做茶馆，而被叫做“茶楼”，随着名称的改变，茶馆的功能也随之改变，过去茶馆那种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社会功能已不再现。政治功能早已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消亡，经济、文化及议事等社会功能也被极大的削弱，首先是“摆龙门阵”受到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文化的大量涌入，茶馆成了放港台录像带的地方，“摆龙门阵”自然受到影响。其后，麻将的风行，更是使四川茶馆过去那种独特功能面目全非。时至今日，四川的茶馆（楼）已成为“麻友们”聚集而留连忘返的理想之地。过去，女同志、公务员、教师、医务工作者、企业干部、学生等众多社会群体是不坐茶馆的，坐茶馆的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农民等社会低层人士。而现在，坐茶馆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身份地位，在各种规模、不同档次的茶馆（楼）中随处可见，只不过有钱有势的人坐的是高档茶楼的豪华包间而已，他们坐茶馆的共同目的大多是冲着打麻将而去，纯粹在茶馆“摆龙门阵”或谈事的人已不多见了，由此便派生出众多的家庭茶馆（楼）来，家庭茶馆为住房宽敞的人所开，一般专为熟人而设，提供搓麻是其唯一功能，它使那些有身份的人在搓麻时免去了为外人所见的尴尬，又使搓麻人的赌博避开了警察的干扰，而且茶馆（楼）的收入还逃避了纳税，可谓一举多得，划算之至。
在麻将风盛行的影响下，四川的茶馆业进入到了历史上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过去，四川的农村只有乡镇集市才有茶馆，而今日，在众多的乡村里，家庭茶馆也风靡一时，到了农闲和节日里，茶馆里人头攒动，麻客们群情振奋，热闹非凡。逢节假日我爱往简阳市会友，坐茶馆（楼）“摆龙门阵”成为首选。简阳市的滨江路临沱江而建，绿树成荫，草地秀美，茶馆众多，是休闲的绝佳去处。滨江路只有一面街，长不足一公里，除去十余家饭馆外，其余店铺几乎全是茶馆（楼），大大小小算来恐怕超过一百家。节假日的滨江路热闹非凡，街道两边停满了各式小车，茶馆（楼）内人满为患，搓麻者已把雅间占满，而大堂这两年又成了“斗地主”（近几年才兴起的一种扑克游戏）者们的乐园，所有茶馆均充满了铜钱味。要想找一间清静、优雅而无打牌、搓麻者的茶馆已不是凤毛麟角，而是踏破铁鞋根本无处可觅，你的品茶、休闲、摆龙门阵只能在赌客们的包围中进行。四川人打麻将成风已成为国人的共识，每天坐在方桌前“砌长城” 的川人如果汇聚在一起，少说也是几十万浩浩荡荡的大军。外省人把这种现象称为“不思进取”，而我们的川人却自得其乐的称之为“休闲”。可以断言：四川茶馆的数量当为全球之冠，四川打麻将的人数也必然是天下第一。如果有关部门申报吉尼斯记录必将当之无愧。
每当我从茶馆（楼）门前走过，旧时老茶馆的影象就会自然的连绵不断的浮现在眼前，长久挥之不去。每当我踏进茶馆（楼），耳边就自然会响起川剧、清音与说书人的声音，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宛转回旋。每当我与友人们在牌客们的包围和喧嚣中喝茶“摆龙门阵”时，我就渴望能再次听到四川清音中那独具风格的“舌尖弹音”和“哈哈腔”，对这种“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天籁之音我已几十年不曾耳闻了，不知有关方面是否已申请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呢。
经装修后的茶馆（楼）文化气息虽然较旧时老茶馆要浓，许多茶馆（楼）还配有现代化的（河蟹）电，虽然富足，干净，体面，但却和历史脱离了关系，那种原始而又自然的氛围已荡然无存，茶馆的那种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状况已成昨日黄花，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就只剩生意人的交易了。难道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真不知今日是，还是昨日非？
我是一个闲来就爱坐茶馆的人，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情意充沛，五十多岁了，还是会找到二三十年前的同学、战友，与他们在茶馆取得联系。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与友人失去了联系，也不会失去我在那个时代里形成的与人相交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带给我的愉悦。旧时的茶馆，是那个时代的根基，是一种质朴的生活气息。而我还没来得及再多看上它一眼，它就象一座冰山，顷刻之间便从我眼前消失了，空气中只留下一丝丝淡淡的气息。当风起的时候，这丝气息就会勾起我对旧日的回忆，勾起我对四川老茶馆的无穷回味。
川人喜饮茶有悠久的历史。周初，武王伐纣，巴蜀两个小的邦国前来相助，便以茶作为献给周的贡品，中原知茶，其实主要是从这时开始。待到周王室结束，秦王朝统一全国时，巴蜀已与中原连为一气，成为中央统辖下的郡属，它比云贵、岭南甚至长江下游接受中原文明早，用茶的历史也早于黄河流域，这造成茶文化在此地发展的优越条件。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人，几乎都是蜀人，而且都是大文化人。如写《僮约赋》的王褒是四川人，他首次记载了我国买菜、饮茶的情况。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也是茶的知音，扬雄同样懂茶。所以晋人张载写《登成都楼赋》，想到前辈饮茶先生们时说：“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可见，在两汉之时，川人饮茶的经验远远走在各地之前。但是，在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显向长江中下游转移，而唐代，正是茶文化形成的时期。这样一来，荆楚、吴越反而后来居上，成为真正的中国茶艺、茶道的发源地，四川茶文化反而因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而相对落后了，但四川茶馆业的兴盛在全国却始终独树一帜。
四川茶馆的兴盛应该始于明末清初，估计与“湖广填四川”有莫大关系。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十之八.九，迫使统治者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十余个省的一百余万人在前后约100年间迁入四川各地，从而形成独特的巴蜀文化。在入川的外省移民中，大多来自善饮茶的湖广诸省（湖北、湖南、广东）与安徽、福建、江西等地（当数湖广为最），种茶、喝茶的习俗得以传承。外省移民涌入巴蜀，需要与当地土著友好相处，各地文化也需要与巴蜀文化迅速融合，这种交往与融合由此带动了茶馆业的兴盛，而遍地开花的茶馆又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的交往与文化的融合。
旧时四川的茶馆大多比较简陋。四壁空旷，陈设简单，茶桌是黑不溜秋的木制矮方桌，座椅是坐上去就会嘎吱直响的竹制矮椅，地上遍布瓜壳、烟灰、口痰，空中则烟雾缭绕，弥漫着刺鼻的旱烟味。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川人仍然把进茶馆作为生活休闲的第一需要。在四川的乡镇上，只要是遇上逢场天（北方人称赶集），所有大大小小的茶馆都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去晚了的只得早早打道回府，于下个赶场天再图个早了。因此，凡遇有事不能早去茶馆的都会托人先占一个座，然后尽快把事处理完赶到茶馆，泡上一杯茶喝上半天。川人爱坐茶馆不仅为饮茶，而首先是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四川老茶馆的第一功能是“摆龙门阵”（聊天），“摆龙门阵”是旧时川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是川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个大茶馆便是个小社会，在茶馆里，社会上各种信息从各个方面汇聚到了一起，川人便通过“摆龙门阵”，从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同时获得精神慰藉。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每遇周围乡镇逢场时候，我也会早早地约上好友，走上十多里小路，赶往逢场的乡镇（乡镇按大小规模划分出不同的逢场期），在集市上稍作浏览便赶紧溜进茶馆，寻个座位坐下，边喝茶边听周围老乡“摆龙门阵”。我脑袋瓜子里装的那些野史故事，很多都是那时从茶馆里听来的，现在回想起来，仍觉新鲜无比。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寂寞时光里，坐茶馆不仅使我逃避了繁重的体力活，增添了我的社会知识，其心身也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愉悦，真是乐趣无穷啊。
旧时四川的茶馆是川人社会文化娱乐的场所。晚上茶馆设有川剧坐唱、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演出。坐茶馆的人可以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在这些演出中，我不得不提一下四川清音，清音是（河蟹）有的地方曲艺，它伴奏简单（在茶馆演唱只需配一面小竹节鼓和一幅板即可），特点鲜明，个性十足，它音域宽广，音色甜美，唱腔轻盈，细腻圆润，它的运腔中有一种风格独具的“哈哈腔”，只有天生长有一幅好嗓子的女艺人才能演唱，听后你自然会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切身体会，毫不夸张地说，听清音绝对是一种超级享受。
而在所有的演出中，又以评书连场最不择观众，因而也最吸引人，有的评书段子可以连续说上一两个月不衰，如《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茶馆常常有评书艺人说书，晚饭过后我便会借外出玩耍的机会约上小伙伴偷偷溜进茶馆，由于没有钱，只得找一昏暗角落站立听书。每当说书人讲完一个章回，将惊堂木往桌子猛一拍时，这时的我们就得赶紧往厕所溜，因为说书人马上就要起身收钱了，待说书人收完钱重新开讲后，我们才会从厕所出来回归原位，继续听书。说书人讲一场（一个晚上为一场），大约要收三到五次钱不等（收钱时由茶客任意给，一般每次五分钱左右）。说书人的书虽然讲得精彩，可我从来没有听完过一个全场，最多也只能听个三分之一。有一次听《杨家将》忘了回家的时间，结果回到家被父亲掴了两个耳光。因为正统的父亲是严禁我们弟兄姊妹进茶馆的，他认为茶馆里喝茶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哪有正经人不做事成天在茶馆喝茶的呢，他常告诫我们姊妹说，茶馆里喝茶的人成份复杂，三教九流鱼虾混杂，不管是喝茶者所摆谈的，还是评书艺人所讲的，内容大多不健康，宣扬的基本上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小孩子不辩是非黑白，千万不要去这些地方，否则容易中毒。那次虽然挨了父亲两个耳光，所幸没有暴露回家晚是在茶馆听书听晚了，下次还可以偷着去听，只要小心一点记得早回家就行了。可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我听书不仅没有中毒，反而因听书喜爱上了历史，从此读史成为我的兴趣与爱好，并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旧时四川的茶馆是“袍哥”谈公事的地方，各地“袍哥”香堂的堂口大多设在茶馆里。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从清朝中期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河蟹）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统治者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它与青帮、洪门并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由于川人参加“袍哥”组织的人数非常多，因此在茶馆喝茶的人，“袍哥”占绝大多数，茶馆也就自然成为袍哥们议事的地方。辛亥年秋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其结果是宣告了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袍哥是主力军也是领导者，而袍哥们举事前的联络、商议、策划均大多在茶馆进行并达成。中国革命著名的活动家、教育家，中共延安时期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是当时这场革命活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策划者，他领导的荣县起义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宣告独立的革命政权，毫不例外，吴老也是当时四川袍哥会的重要人物。而此后中国G.C.D的秘密活动也是以茶馆作为理想的联络点和秘密交通站（小说《红岩》中的描写便是佐证），四川茶馆的作用与功能由此可见。
旧时四川茶馆还有更为广泛的功能，有人叫它 “民间法院”，乡民们有了纠纷，逢“场”时可以到茶馆里去“讲理”，由当地有势力的保长、乡绅或袍哥大爷来“断案”。旧时四川茶馆也是生意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买官鬻爵、谈生意也都在茶馆里讲价钱，因此有人把茶馆称作“经济交易所”毫不过分。旧时四川茶馆也是走方郎中诊病，算命先生看相测字，民间谈论嫁娶、议事的场所。总之，旧时的四川茶馆是多功能的，它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为一体，大有为社会 “拾遗补缺”的作用，虽然少了些儒雅，但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却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四川茶馆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其它地区的茶馆所不能比的。可以说不了解四川的茶馆就不了解四川的民风民俗，不了解四川的茶馆文化也就把握不了独特的巴蜀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的茶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过去那种简陋、污浊的茶馆除了在乡村还能见到外，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城市的茶馆完全脱胎换骨，面貌一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馆的数量在逐步增多，茶馆装修的档次也节节升高，各种规模、豪华的茶馆随处可见。茶馆已不再被叫做茶馆，而被叫做“茶楼”，随着名称的改变，茶馆的功能也随之改变，过去茶馆那种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社会功能已不再现。政治功能早已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消亡，经济、文化及议事等社会功能也被极大的削弱，首先是“摆龙门阵”受到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文化的大量涌入，茶馆成了放港台录像带的地方，“摆龙门阵”自然受到影响。其后，麻将的风行，更是使四川茶馆过去那种独特功能面目全非。时至今日，四川的茶馆（楼）已成为“麻友们”聚集而留连忘返的理想之地。过去，女同志、公务员、教师、医务工作者、企业干部、学生等众多社会群体是不坐茶馆的，坐茶馆的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农民等社会低层人士。而现在，坐茶馆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身份地位，在各种规模、不同档次的茶馆（楼）中随处可见，只不过有钱有势的人坐的是高档茶楼的豪华包间而已，他们坐茶馆的共同目的大多是冲着打麻将而去，纯粹在茶馆“摆龙门阵”或谈事的人已不多见了，由此便派生出众多的家庭茶馆（楼）来，家庭茶馆为住房宽敞的人所开，一般专为熟人而设，提供搓麻是其唯一功能，它使那些有身份的人在搓麻时免去了为外人所见的尴尬，又使搓麻人的赌博避开了警察的干扰，而且茶馆（楼）的收入还逃避了纳税，可谓一举多得，划算之至。
在麻将风盛行的影响下，四川的茶馆业进入到了历史上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过去，四川的农村只有乡镇集市才有茶馆，而今日，在众多的乡村里，家庭茶馆也风靡一时，到了农闲和节日里，茶馆里人头攒动，麻客们群情振奋，热闹非凡。逢节假日我爱往简阳市会友，坐茶馆（楼）“摆龙门阵”成为首选。简阳市的滨江路临沱江而建，绿树成荫，草地秀美，茶馆众多，是休闲的绝佳去处。滨江路只有一面街，长不足一公里，除去十余家饭馆外，其余店铺几乎全是茶馆（楼），大大小小算来恐怕超过一百家。节假日的滨江路热闹非凡，街道两边停满了各式小车，茶馆（楼）内人满为患，搓麻者已把雅间占满，而大堂这两年又成了“斗地主”（近几年才兴起的一种扑克游戏）者们的乐园，所有茶馆均充满了铜钱味。要想找一间清静、优雅而无打牌、搓麻者的茶馆已不是凤毛麟角，而是踏破铁鞋根本无处可觅，你的品茶、休闲、摆龙门阵只能在赌客们的包围中进行。四川人打麻将成风已成为国人的共识，每天坐在方桌前“砌长城” 的川人如果汇聚在一起，少说也是几十万浩浩荡荡的大军。外省人把这种现象称为“不思进取”，而我们的川人却自得其乐的称之为“休闲”。可以断言：四川茶馆的数量当为全球之冠，四川打麻将的人数也必然是天下第一。如果有关部门申报吉尼斯记录必将当之无愧。
每当我从茶馆（楼）门前走过，旧时老茶馆的影象就会自然的连绵不断的浮现在眼前，长久挥之不去。每当我踏进茶馆（楼），耳边就自然会响起川剧、清音与说书人的声音，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宛转回旋。每当我与友人们在牌客们的包围和喧嚣中喝茶“摆龙门阵”时，我就渴望能再次听到四川清音中那独具风格的“舌尖弹音”和“哈哈腔”，对这种“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天籁之音我已几十年不曾耳闻了，不知有关方面是否已申请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呢。
经装修后的茶馆（楼）文化气息虽然较旧时老茶馆要浓，许多茶馆（楼）还配有现代化的（河蟹）电，虽然富足，干净，体面，但却和历史脱离了关系，那种原始而又自然的氛围已荡然无存，茶馆的那种集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状况已成昨日黄花，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就只剩生意人的交易了。难道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真不知今日是，还是昨日非？
我是一个闲来就爱坐茶馆的人，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情意充沛，五十多岁了，还是会找到二三十年前的同学、战友，与他们在茶馆取得联系。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与友人失去了联系，也不会失去我在那个时代里形成的与人相交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带给我的愉悦。旧时的茶馆，是那个时代的根基，是一种质朴的生活气息。而我还没来得及再多看上它一眼，它就象一座冰山，顷刻之间便从我眼前消失了，空气中只留下一丝丝淡淡的气息。当风起的时候，这丝气息就会勾起我对旧日的回忆，勾起我对四川老茶馆的无穷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