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官场达人：吸取王善武、卿文才教训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28

43——50楼为1995年简阳王善武、卿文才案

迷失的晚节——老干部犯罪心态实录

楔子：惩腐狂飙从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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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
　　　　　　　　　　　　　　　　　　　　　——唐·魏征《群书治要》

　　　　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犯法怠慢者，虽未必罚。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1997年6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一条消息，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通稿：《中央纪委就韦泽芳受贿发出通报要求：领导干部要保持晚节》
　　消息说，中央纪委日前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韦泽芳受贿案件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加强学习和思想道德修养，保持革命晚节。
　　在反腐败惩贪贿的狂飙中，又一名年近花甲，即将离退休，位居副省级的高级干部倒下去了。
　　韦泽芳的经济犯罪活动是他在担任海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进行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两次收受因涉嫌非法经营土地、诈骗等经济犯罪问题的海南滨海大酒店总经理罗海平贿赂6万元，并亲自出面干预罗案侦查，包庇罪犯。结果，罗海平仍然没逃出法律制裁的命运被判刑，而韦泽芳的问题也迅速暴露。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已开除了韦泽芳的党籍。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已依法撤销他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鉴于韦泽芳严重触犯了刑律，构成受贿罪，不久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
　　中央纪委的通报说，韦泽芳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有着39年党龄和47年的工作经历。他在的革命工作中，曾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然而，韦泽芳人至暮年，却晚节不保，收受贿赂，包庇罪犯，落得个阶下囚的可悲下场，教训十分沉痛，值得各级领导干部深思和汲取。
　　通报指出，韦泽芳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忽视和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和思想道德修养，**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生动摇，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越来越淡薄，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渐渐被淡忘，最终成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俘虏，在权力和金钱的考验面前打了败仗。
　　从韦泽芳案件延伸出去，中央纪委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晚节，永葆gong c dang人的纯洁性，这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个严峻考验。通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即将退离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要从韦泽芳一案中认真吸取教训，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措施。对党员干部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和苗头，要及时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查处。
　　放眼神州大地，反贪惩腐的狂飙一阵紧似一阵，打击经济犯罪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狂飙，这浪潮，无情地粉碎了那些侥幸于一时，企图躲过浪头的腐败分子的幻想，使一顶顶“乌纱”落地、一个个腐败分子丢官成国……
　　1995年，是中国历史上反贪惩腐的重要一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就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成立。根据这一年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5年9月，全国各级检察院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167725件，查处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4605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42人，省部级干部4人。
　　1995年10月6日至19日，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户国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贪污与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
　　反贪污将会净化社会环境，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
　　1995年，中国明显增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北京市原副市长、北京市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宝森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供其亲属和情妇及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损失；他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生活糜烂，案发后畏罪在京郊怀柔县自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就在这一年，一起涉及到32亿余元非法集资款项、7个省市、368个单位、55个省部级干部的经济案件彻底曝光。该案主犯——江苏省无锡市原变压器厂的绕线女工，原为该市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的邓斌非法集资32亿多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亿元，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这个所谓的“总经理”。58岁的女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一年，原贵州省政协常委、省计经委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问健宏被处以极刑。这个所谓的贵州“第一夫人”利用职务之便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投机倒把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该省，还挖出原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他多次收受外商行贿款计人民币17万元。因赃款被追缴在案，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方面又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他被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年，巴蜀大地同样掀起反贪狂飙。
　　简阳市主要党政领导窝案、串案被突破。其中，简阳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王善武，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的贿赂款物计4.7万余元，以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鉴干他有投案自首及退清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的表现，二审依法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原副市长卿文才在4年的时间内，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24.6万余元。案发后，他认罪态度尚好，有检举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攀枝花市分行北海鑫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张荣君，采取虚增土地价款等手段侵吞公款达399万元和孳息2.4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
　　原成都市交通局局长石全志和机关党委书记冷明辉共谋侵吞公款。石包养情妇，将侵吞的公款供其挥霍，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冷明辉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矿区党委书记陈国铭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原重庆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夏维明因受贿罪被判处徒刑8年。
　　原涪陵市交通局局长张地福因索取现金计10.7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年，四川省受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共2058件2496人，在判处的罪犯中，具有县处以上职务的有20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272万多元。
　　1995年以来，全国各地继续展开凌厉攻势，反腐倡廉，惩办经济犯罪的斗争不断传来新的战绩捷报。
　　——北京。1997年4月22日，特大贪污犯——原北京电子动力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陈铭被执行死刑。他在短短的退离领导岗位的两三年时间内，贪污人民币400余万元，挪用公款150余万元，堕落成十恶不赦的经济犯罪分子。在此前后，受到惩处的还有，原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厦门燕山塑料工贸公司经理兼厦门燕华工贸公司经理穆永山，在为公司购地过程中，采取提高地价等手段，将购地款135万余元全部装进囊中；同时以假发票入帐等手段侵吞公款19.8万元，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386万余元供其情妇进行经营活动，案发前仅归还199万元。中国粮食贸易公司财务部经理巩田春侵吞公款达110余万元，还私自将所在公司公款210万元挪给宁波一家工贸公司使用，个人从中非法获利34万余元，同时，还将200多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倒卖给广东珠海一家投资发展公司，个人从中非法获利80万元。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陶意传和该部人事司副司长方素珍这两员女将也不逊色，她们将境外慈善机构援助灾区卫生院的项目，委托给某公司代理并负责该项目实施。该项目实施之后，她们分别收受这家代理公司贿赂的29英寸彩电各一台……
　　——浙江。这个曾拿下原萧山市市长莫妙荣（他自称“莫名其妙地繁荣起来”）非法所得和收受财物共计60余万元的大案的省份，1997年上半年已立案侦查各类经济案件419件，比上年同期增加4.6％。其中，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犯罪要案27件，如：宁波市财政局长吕光耀受贿案、衢州市人事劳动局局长陈志芳受贿案、丽水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姚金禄受贿案、嘉兴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周任友受贿案、浙江化工厂厂长王大森（正厅级）受贿案……
　　——河北。1997上半年查处大案要案数大幅度上升，共立案侦查经济罪案731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663件，比上年同期上升52.6％。肃宁县物资供销公司经理王士恒贪污15.3万，虚开增值税发票11249万元等一批大案浮出水面。
　　——江苏。这个掏出“邓斌窝案”的省份，敢于打硬仗，近年来查处县处级干部195人、查处厅局级干部13人。南京市副市长在奉令查处南京金中富国际期货交易有限公司诈骗2.65亿元一案时，一再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社会蒙受巨大损失，同时公然接受港商贿赂的钱财，被依法查处。无锡市副市长丁港兴、苏州市原政协副主席杨荷生等官员也纷纷滚较落马。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又挪用公款，造成经济损失5亿多元的连云港市经济联合开发公司原总经理汪锡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并发放假委托贷款、违章拆借资金达15.32亿元的上海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原总经理蔡涵刚等受贿贪污数额巨大的案件，正在向纵深发展……
　　——黑龙江。全省展开查办贪污贿赂大要案的大会战。齐齐哈尔市抓获携款50万潜逃的一个农行官员……在哈尔滨，有的犯罪分子，鲸吞国家资财，将上亿元公款转向国外归个人使用；有的与外商勾结，侵吞挪用数千万元，行贿上百万元，有的利用职务之便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其中涉及哈尔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省石油公司总经理刘佐卿，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谢万霖，市人防办副主任等厅处级干部24人。目前一审已判决37人，一些线索还在深入调查。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开曝光16个县处级干部的违法违纪案，有的还是受党教育40多年的老干部，涉及贪污、贿赂、侵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多种违纪行为。原乌鲁木齐市石油煤炭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郭宝来利用职权收受贿赂8.5万元，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8年。
　　——甘肃。原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贺明保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他在职期间，向人民公安报社下属的深圳宏安实业发展总公司谢建华提供了4人赴香港定居的《通行证》，使谢建华非法谋利300多万元。贺明保先后收受对方送的日产微型摄像机一台、影碟机一台。他还指使甘肃省边防局原局长王九盛（已判刑3年）给谢建华提供三副武警汽车牌照，谢建华送给王九盛4万元，王九盛转给贺明保三万元。身为公安厅长，他收受他人财物价值2.23万元，已构成受贿罪。
　　——山东。在砍翻泰安市腐败高官的战斗中，一举突破包括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副书记孙庆祥，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卢峻青，副市长孔利民，省石油（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徐洪波在内的5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并挖出原泰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等15起要案和一批经济犯罪大案。紧接着，乳山市委书记王树文因受贿罪和徇私舞弊罪被判刑9年，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朱士杰以徇私舞弊罪被判刑3年……
　　——四川。1996年全年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4453件，其中贪污受贿大案2864件，共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221人，其中厅级干部要案15人。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辉成，在绵竹县委任职期间两次伙同县长助理以＂奖励”为名，私分公款18万元，杨分得5万元，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省民政厅在挖出一个副厅长石嘉平以后，又揭露出副厅长陈占英堕落的事实。他利用主持省军退中心工程的职权，收受承包方贿赂9万余元，被揪住狐狸尾巴，捉拿归案。达县副县长王泽珠在兼任县化工厂磷氨工程和铁山隧道工程指挥长中，收受承建方贿赂，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一大批贪官污吏落马就擒，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保护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不受侵犯。
　　这些被虫蚀掉的落叶，一阵狂飙之后，纷纷坠落，却无损于树木高大挺拔的雄伟英姿，除掉了坏掉的病叶，参天大树显得更加健康、更加生机勃勃。
　　我们的党，就是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
　　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一泻千里、永不停息的万里长江。
　　我们为清除这些腐败分子而庆幸。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反腐败斗争中，一大批受党培养教育几十年，并勤勤恳恳做出一定贡献的老干部，在即将走完公仆生涯的最后一站时。却被惩腐利剑斩于马下。
　　他们把悔恨的泪水洒在黄昏破碎的晚霞里。
　　我们把深深的疑问挂在忧国忧党的心灵上。
　　的确，近年来，在查处的领导干部在经济领域违法乱纪的案件中，违纪犯法人员的高龄化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就像刑事治安犯罪违法人员日渐低龄化一样，成了一个研究犯罪动态、犯罪心理的新课题。
　　浙江省近两年查处的县处级经济领域违法干部258人中，年过半百的113人，占43.8％。上海市查处的局级干部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中，59岁左右的人员占了2／3。
　　于是，人们形象地把这种新动向。新特点称为“五十九岁现象”。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金钱和职权的迷恋，视退休之日为“人生大限”，因而一改过去清白、严谨之作风，由自律自戒、谨小慎微，一变而为肆无忌惮地追逐金钱、放纵贪欲。
　　人生轨迹的改变，罪孳相伴同行。
　　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们把视点集中在“五十九岁现象”，通过对近百名年近花甲而走向犯罪违法的老干部案件的透视，力图对这些县处级以上老干部的堕落找到一条可供人们研究从而引起警戒的轨迹：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萌发出12种心态，这12种心态或交叉融合、或单独存在地支撑这些老干部那弄权谋私、摇摇欲坠的心灵大厦。
　　这是一名法制新闻记者奉献给反贪惩腐斗争的调查报告。
　　这是一张社会特有阶段的病理切片。
　　这是一幅现代贪官的心灵解剖图。
　　这也是一曲颂歌，它赞颂了英勇无畏，搏击在反腐前沿。净化一方国土又净化污浊心灵的执法官。
　　因而，它力图以全方位的视角，成为当今中国研究“五十九岁现象”、透视“五十九岁现象”从而遏止“五十九岁现象”的启示录和备忘录。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2

第一章　梦断天涯路

　　　　　　　　　　——抛弃理想、步向深渊的堕落心态

　　　　　　　　　　　　　　　　　一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韩非子·有度》

　　　　刚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昆明的盛夏，尽管比其他城市凉爽，但毕竟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烈日当空，未过上午10时，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已经感受到火辣辣的味道了。
　　细心的人或许可以观察到，今天的火车站有些异常，几个路口都有一辆车停放在那里，还游动着几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在车站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几位神情严峻的人，警惕地注视着广场所发生的一切。同时，电话、对讲机响个不停：
　　“火车晚点！一切按计划进行！车上目标牢牢控制在我手里……”
　　“三号街口已布控！”
　　“出租车已安排妥当！”
　　“目标出现……”
　　小屋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三号街口。
　　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和一个青年人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那老头身穿花格衬衣，打着一把破伞，戴着一副墨镜。大大的镜片把他半个脸都遮住了。头上一顶旅游帽，把他装扮得年轻了许多，但却遮掩不住他那略有几分慌乱的步履。
　　“小莫，我看是没事，老王这个人是靠得住的，我相信他。”老头对旁边的年轻人说。被称为“小莫”的人连连点头，但仍不住地东张西望，像一只警觉的野兔，嘴里应付着：“对对，董事长说得对。那么重要的东西，他一定会准时送来……”
　　被称为“董事长”的老头，心中也安定了几分。他在安慰小莫，也在安慰自己。其实，对这次接站，他心中也是充满恐惧的。昨天晚上，他同外界联系接站时，已发现长途电话特别好打，一拨就通，而且声音出奇地清楚。他当时就觉得有些疑惑，本来想放弃这次接站。可是，方方面面已联系好了，送东西的人已经出发了，列车正在向南驶来。如果不亲自出面去接，错过这个店，就难得再有这个村了。
　　更关键的是，那特殊的送货人，带来的东西毕竟太重要了。
　　“老王是靠得住的。”老头喃喃地说，以此来刺激、安抚已绷得紧紧的弦。
　　两人一步一步地向火车站广场走来。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人员的密切注意之中。
　　火车站广场略显空旷，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地面，反射出一片烦躁。
　　老头把破伞压得矮矮的，尽量想缩小注意力。阳光，挤进伞上的几个破洞，把斑斑点点的光线投向他阴沉的脸庞。光斑随着他一步一颠的移动，在他脸上，在他前胸和后背毫无规则地胡乱跳动着。
　　年轻人匆匆进站又匆匆赶回。
　　“还是晚点。”他对老头说，口气中明显有些慌张。
　　老头定定地看了看年轻人，又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把破伞微微向上抬一抬，看看蓝天白云，强烈的阳光迫使他细眯了双眼。
　　“赶快走！”冥冥之间，他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威胁向他压来。
　　年轻人急急忙忙欲向出租车走去。
　　“不坐出租，去赶公共汽车！”老头急忙制止他。两人一前一后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一老一少逡巡着，不急于在站台等车，而是不远不近地在广场边缘走动。
　　一辆公共汽车靠站了，老头一把拉过那年轻人：“快走！”
　　两人急步向汽车走来。售票员已看见他们，柔声细语地说：“别急，别急，我们等您。”看看那老头急冲冲的步履，小姑娘又急忙下车准备搀扶他。
　　老头一只脚已踏上车门踏板。
　　一支手牢牢抓住他的胳膊。
　　老头惊愕地回过头。
　　两双眼睛逼视着他。
　　他浑身一软，已踏上车的那只脚无力地收回来。
　　一双手铐牢牢地咬住他的手腕，他下意识地扭头一看，小莫也被几个便衣警察制服了。
　　公共汽车上，女售票员惊讶地目睹这一切，显出一脸迷茫。
　　公共汽车开走了。老头才真正回到现实：“完了，一切都完了！”公共汽车那蓝色车体慢悠悠地消失在街口，像飘走一个梦。
　　两人被推向街边，那里，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疾驶而来。
　　一见警灯，那老头浑身一激灵，眼睛一转又立刻镇静了：“我是宜宾公安的07！”
　　老头那神秘的神态，压得低低的声音，逗得旁边的便衣警察直乐：“你是07？我是007——詹姆斯·邦德！”
　　一位年龄稍长的检察官迎上来：“郑亨康，你被捕了！”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老头一身瘫软。
　　警车还没开动。从上海到昆明的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进站了，如潮的人流从出站口涌出。
　　郑亨康眼睛一亮。他看见他信得过的“老王”提着一个密码箱，左顾右盼地裹挟在人群中。他想打招呼，略一抬手，感觉到了手上的手铐，又无力地垂下头去，眼睛的余光还源向出站口。
　　老王的身前身后，”出现了几名剽悍的小伙子。他刚想争辩什么，几名小伙子推推搡搡将他带出人流，向警车这边走来。
　　郑亨康的头垂得更低了。
　　“报告指挥部，全部目标已经到手！”
　　在火车站旁边小屋的前线指挥部里，几名指挥员尽管已将广场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但听到公安人员和检察干警对讲机中的报告，还是露出了欢欣的笑容，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消息迅速传到成都、北京：
　　潜逃一年的郑亨康被缉捕归案！
　　落日熔金。昆明至家坝机场，一驾波音737腾空而起。原四川省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正厅级）郑亨康被押解回成都。望着黄澄澄的青天下翻动的云团，一团恐惧悔恨的阴云梗上他的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使劲地压压前胸，又把目光投向天边，那里青天一线、虚无缥缈，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在往下沉、往下沉……
　　梦断天涯路！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3

二

　　　　长堤溃蚁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刀，不敌一念
　　非。
　　　　　　　　　　　　　　　　　　　——清·王懋竑《书座右二章》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囗于大理。
　　　　　　　　　　　　　　　　　　　　　　　　——《荀子·解蔽》

　　那一次倚着波音737的舷窗眺望天边落霞是什么时候？对了，是1985年的秋天。
　　那时，飞机是从成都起飞，飞往香港。
　　身为新光公司总经理的郑亨康踌躇满志，肩负着同港商携手合作共创未来的使命。
　　这时的郑亨康，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他14岁便进上海的一家私营企业学机械制造，当童工。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很快加入了gong c dang支部书记。随着我国国防现代化的起步，我党调集一批政治可靠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投入国防工业的开拓。郑亨康从上海调到沈阳，参与歼击机发动机的制造研究。1958年又从沈阳调成都，组织研制并大批量生产歼六型发动机。1973年，他被任命为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全省100多个军工企业的科研和生产，他都有权过问。
　　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的军工企业打开长期禁闭的大门，确定了“军转民”的发展方向。随后，成立了四川省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由郑亨康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并兼总经理。
　　郑亨康，这位童工出身，已位居正厅级干部的他，走上了广阔的舞台。年近五十的他，意识到了巨大的历史责任，发展变动的时代为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遇。而他，运用自己的智慧，牢牢抓住机遇，又导演了一场生龙活虎的大戏。
　　从他走马上任到最终落马的十年间，他26次出访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在中央和省委领导的指示下，逐次打开了大西南军工企业同外国合作的大门。他最为得意的大手笔是四次率团访问日本，与日本企业家斗智斗勇，终于签订了长期合作的合同。摩托车的生产，一时成为中国“军转民”成功的杰出典范。
　　在人生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这位正迈向退休年龄的企业家没能很好地把握自己，求快的心理紧紧攫住他。他想，要尽快把生意做到国外市场去，一定要在国际上站住脚，如果在国际上都有一定声誉了，甚至有了很大的名声了，那这一辈子就更辉煌了！
　　然而，他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初，往往都有这样的错觉，认为自己已掌握了驾驭生意场上变幻莫测的风云的全部奥秘。其实，像郑亨康这样的迅速成功，是因为他的“牌子”硬，强大的共和国军工系统作了公司的后盾，不得不使各方看重。而一旦要在国外闯开新的路子，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便顿时显露出来了。
　　1985年，新光公司接受了开发微波通讯的任务，这是又一次站在新技术发展潮头的机遇。
　　这时，郑亨康把目光投往香港，他认为香港是华人聚居地，同华侨打交道总比日本人好办一点。
　　这“好办一点”的思想使他放松了警惕，他恰恰在这“好办一点”的地方出了大漏子。
　　成都水碾河的成都饭店，郑亨康结识了一位香港人。这位小个子香港人姓汪，是香港厚田（国际）有限公司的雇员。郑亨康静静地聆听汪先生对自己公司的介绍，当他得知厚田公司已在福建投资并合作前景看好时，他感到一个成熟的伙伴就在触手可及之处。他向江先生表明愿意合作的意向，请汪先生回港后将新光公司的背景和现状向厚田公司决策层作一汇报。他款款地说：“新光公司随时准备同厚田公司合作。”
　　不到两个月，香港传来信息：厚田公司愿意同新光公司合作。随即，厚田公司又汇来15万美元作为投资。
　　这样的合作伙伴真爽快！郑亨康十分兴奋。
　　很快，新光一厚田出租车公司成立了。成都街头，市民对装着桔红顶灯的“新光一厚田”的特殊标志的出租车越来越熟悉了。
　　那时，成都的出租车还很少，选择这样一个合作项目是有眼力的。十年后，成都出租车市场上，光一个顶灯就竟然拍卖到40万元这一现实，更证明新光公司当初决策的正确。但厚田公司的本质却直接导致这个合作的破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郑亨康在成都设盛宴款待来自香港的厚田公司老板曹洪伟。香港老板的谈吐，使他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新光公司和郑亨康要走出国门，扬名海外，这是一座桥梁！他向曹洪伟表示了进行深层次合作的意愿。
　　于是，他有了这一次飞往香港、眺望落霞的航程。
　　波音飞机冲破厚厚的云层，在白莲花似的云朵上空平稳地飞行。头上是一顶青天、阳光灿烂，天边卷起纤纤云丝，被阳光点染得七彩缤纷。
　　“万干光明尽在冲破云层呀。升上去，头上就有一片新天。”郑亨康很满意自己的这点发现，他觉得用此情此景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真是再合适没有了。
　　尽管他去过不少国家，他还是陶醉在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光彩之中了。
　　厚田公司的写字楼设在尖沙嘴海洋中心，许多著名的大公司都设在这里。到了公司的写字楼，郑亨康进行了一番认真面详尽的考察。这里，三四百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寂静无声，六七十名职员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电传机、打字机传来一阵阵悦耳的“嘀嘀嗒嗒”的声音，一片繁忙的景象透着高效率。而曹洪伟光轿车就有3辆，其中一辆还是防弹车。
　　曹洪伟的厚田公司给了郑亨康一万个很好的印象。
　　郑亨康没有盲目下子儿，他又去拜访了厚田公司的开户行——美国国际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厚田公司信誉较好，业务正常，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郑亨康最后一点疑虑消除了。
　　陪同郑亨康考察的厚田公司的几位雇员，几天来，在他耳边不断地介绍，厚田公司在南非开有金矿，在台湾、在厦门都有投资……
　　维多利亚海湾的夜色十分迷人。郑亨康推窗眺望，海风软软地吹来，他心旷神怡：是该下决心了！
　　回到房间，他拨通了曹洪伟的电话。双方通话十分融洽，朗朗笑语，直至夜深。
　　几天后，郑亨康代表新光公司与曹洪伟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投资，在香港开办“蜀辉实业有限公司”。协议规定：
　　“双方各出资100万美元，新光公司派员担任董事长，厚田公司派员担任总经理。合同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飞回成都好几天了，郑亨康还沉浸在创业成功的喜悦之中。创办合资企业不是件容易事，这么轻易就拿下来了！不知出于什么心清，他在向经贸厅写《关于创办合资公司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三个文件时，把一些并没有进行咨询、并没有获得可靠证据的东西，也依据道听途说而写进报告：
　　“该公司属于世界财团的一个直属企业，该集团在南非设有开掘黄金的公司，拥有金矿一座。厚田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在福建投资两个项目，耗资70万美元。该公司对我国建设和发展有热情，资信可靠……”
　　10月18日，省经贸厅向经贸部转报了四川新光公司的三个报告，11月23日，经贸部根据以上报告原则同意新光公司和香港厚田公司在香港合资创办、经营蜀辉公司。12月20日，经贸部批准了两家建立公司的合同书。
　　此时，蜀辉公司已在深圳举行了第一次董事会。会上，决定把公司注册。选址等开办事宜交给曹洪伟去办理。
　　曹洪伟很快便办理了蜀辉公司的注册登记、银行立户、签字密押等手续。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他已把蜀辉公司的资金使用权牢牢地控制在了手里。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四川新光公司的人员还未到达香港，也没有落实好资金的可靠保全措施，仅凭曹洪伟的一个电话，郑亨康便草率决定将800万港元作为股金汇入蜀辉公司的账户上。
　　“我初次去港办合资企业，不熟悉香港的情况，对创办合资企业毫无经验，也不懂港英当局的法规。面临这样一种复杂环境，如果我严格地按程序办事，多请示一些行家，多听听不同意见，预先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也可防止资金被骗，但我没这样做……”在接受审查的日子里，郑亨康一遍又一遍地反思悔恨。
　　就在四川新光公司的800万港元到达蜀辉公司的当天，拥有使用权的曹洪伟便直接提取750万元。
　　曹洪伟这一手来得迅雷不及掩耳。他害怕四川新光公司察觉，便令手下人给郑亨康打电话：
　　“新光的800万股金已入帐，厚田公司的800万已准备好。双方的股金放在银行共有1600万。银行的利息太低，是否可借给厚田公司周转一下，很快就归还，不会影响蜀辉公司的开业。开业之前，一定归还！”
　　香港老板过高估计郑亨康的警觉性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表示一点怀疑。即便是现在对方已作了这样一个大的手脚，他还毫无怀疑之心。对方承诺要付9％的利息，他居然感到很满意。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条传统式的道理被郑亨康牢牢记在心，可他忘了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环境。他年近五十才从商，又是一连串的开顺风船，使他产生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
　　“凭什么？凭我的直觉！凭我的第一感受！”这位财大气粗的“老板”常常靠这样的感觉拍板，越发感觉良好。他根本没想到，他视为最理想的合作者的厚田公司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而曹洪伟压根儿就成为了一个骗子。
　　转眼4月18日就到了，这是约定好的四川新光公司和香港厚田公司共同创办的蜀辉公司开业的日子。4月18日——多么吉祥的数字，预示着蜀辉公司大吉大利，要发要发！
　　郑亨康率众飞赴香港，一路指点江山、谈笑风生，他要以“蜀辉”为起点，让新光公司更辉煌，让郑某人更辉煌！
　　然而，一个无情的事实在等着他。
　　就在开业仪式的当天，部下向他报告：
　　新光公司划到香港的800万港元被曹洪伟挪走，至今未归还！
　　作为合资伙伴的厚田公司的800万元港币根本没到蜀辉公司的账上！
　　而且，蜀辉公司还未开业，一笔生意未做，账面上已赤字4000多港元！
　　郑亨康被震惊了：怎么？华人中还有这样的骗子？
　　令他震惊的还在后头。
　　5月8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布：因曹洪伟过去的罪行查封厚田公司，所有财产被扣押抵债。
　　随即，厚田公司被清盘关闭。
　　蜀辉公司八字未见一撇，便眼见800万港元投进黑洞，四川向新光公司不得不为索回这800万港元的股金而付出大量的财力物力，踏上漫漫追索之路。
　　经过多方努力，新光公司勉强追回现金和固定资产299万港币。同时，成都的新光厚田出租汽车公司也不要指望再办下去了，股本转让折抵给新光公司，打干算尽有111万港元。
　　还有，把一切费用都算进去，蜀辉公司的筹办开业花去55万港元。
　　这一切都算作追回的股金，也只有466万多港元，尚有333万多港元在曹洪伟的厚田公司的黑洞里！
　　1988年3月，香港法院开庭，曹洪伟以串骗1.3亿多港元罪名成立，被判处徒刑4年。香港法院和廉政公署将他的所有财产8000多万港元扣押抵债，他还欠的4000多万港元仍将陆续追还。
　　曹洪伟欠四川新光公司的333万多元港币无法归还已成不争的事实！
　　333万多元港元，根据当年的比例，折合人民币143万多元，就由于郑亨康的疏忽大意、盲目自信而扔进大海里了。
　　143万，这都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3

　　　　　　　　　　　　　　　　　三

　　　　防决不奋；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
　　　　　　　　　　　　　　　　　　　——汉·王充《论衡·对作篇》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
　　　　　　　　　　　　　　　　　　　　　——《后汉书·陈忠列传》

　　“这个高级骗子！”郑亨康对曹洪伟恨得咬牙切齿。他恨这家伙竟如此不讲情义地刮走数百万元，打碎了他“走向世界”、“向海外拓展”的宏伟计划，而且把他推到十分尴尬的地步。
　　理所当然的，有关部门开始调查了解此事。
　　郑亨康的注意力也迅速由恨骗子，转移到十分敏感纪律检查部门对他的调查上来。
　　他运用自己多年形成的关系网开始打听对他的调查，以便做好“应变”对策。
　　他在玩忽职守之后，又一错再错，抵制上级对他的调查和处理，而且采用极不光彩的做法。
　　他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我是在改革开放的激流中，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失误，我是交了‘学费’！”促使他与组织对抗的是这种委屈心理。他仔细为自己算了一笔账，仅4年多的一时间内，新光公司的总营业额达4亿多元，每年出口额达300万美元，4年创汇共计1300万美元，盈利1700万元人民币，上交国家税利1000多万元，还购买国库券、建设国债3000万元！“我的功劳这么大，就算是被骗走港币333万元，我做的贡献何止这么多！”错误的算帐比较，使他那已有私欲膨胀苗头的心胸愈来愈狭隘，走进了要与组织对抗一番的死胡同。
　　他使出浑身解数，要想在省纪委内部打开缺口。
　　机会来了。这天，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新光公司购电器配件，郑亨康得知他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马上请他到办公室说话。
　　“哎，你是纪委的人，真不敢同你们接触。……我的材料就在你们那里压着呢！”
　　这位叫郭君的年轻人有感于他的盛情，半是安慰半是炫耀地说：“你不要害怕，你的问题算啥？还有……”他脱口说出几位领导的名字来。
　　郑亨康一见有门，便追着要借来看看。郭君自知失口，遂支吾过去。
　　郑亨康感到火候还没到，不免有些失望。
　　不久，他得知郭君的妻子生小孩，便亲自坐上小车，带上麦乳精、奶粉等营养品专程去看望。
　　郭君果然被感化了，还萌发了以郑亨康为靠山，今后调到新光公司来工作的念头。当他试探着一提出，郑亨康自然是满口应承，并在心中暗暗叫好。
　　这一回，郭君便乖乖上钩了。当郑亨康再次提出想看看“有关材料”时，郭君便将记载有包括郑亨康在内数名厅级干部违法乱纪内容的材料，偷偷交给了郑亨康。
　　其后，省级监督部门联席会议研究郑亨康案件时，郭君又千方百计打听出会议的内容，告诉了郑亨康。
　　郑亨康得到这些消息后，大为感慨。感慨之余，他叫儿子给郭君送去600元。
　　郭君又接二连三地把数份机密材料，悄悄送给郑亨康。
　　投桃报李，郑亨康以低于市价三四百元的价格，卖给郭君一部奥林巴斯照相机。
　　紧接着，郭君又将省纪委对郑亨康的处理意见和省检察院准备工作的情况等捅给他……
　　郑亨康大喜过望，原来只想了解一些对自己的处理情况，殊不知得到这么多机密材料。
　　他细心地整理出若干“大事记”，作为日后向组织上讨价还价，并“震慑”某些领导的砝码。
　　他针对郭君提供的若干信息，或提前作好准备，或统一口径，或有的放矢地进行遮掩……
　　一时间，新光公司的情况根本没法调查下去，似乎一切都在郑亨康的预料安排之中。
　　办案人员感到为难了。
　　郑亨康得意地暗自发笑：哼，我也不那么好对付，要摘我，我也要给你们一点厉害瞧瞧！
　　这种报复后的快感，深深地刺激着他。
　　他的目的暂时达到了。
　　他掂了掂手中搜集来的各种材料，觉得今后还能派上大用场，便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锁起来，作为宝贝，根本不让外人碰一碰。
　　这位正厅级干部的心态也扭曲得很厉害了！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4

四

　　　　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
　　　　　　　　　　　　　　　　　　　　　　　——《元史·张祯传》

　　　　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偏向隅。
　　　　　　　　　　　　　　　　　　　——《薜文清公读书录·体验》

　　郑亨康一方面采取拉出来的办法，刺探情况，准备着报复的“杀手锏”，同时，他见机关算尽也无法阻止纪检部门对自己的审查，便盘算着如何“留条后路”。
　　他产生向海南省发展的想法，并准备与海南的双环公司合资建立海南新光工业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上面没有批下来。
　　“你越是想把它卡死，我就越要把它办成！”郑亨康不信自己办不成这样一件事。
　　他找到几年前省科工办为开办香港蜀辉公司所开具的那份法人证明书，小心翼翼地剪下盖有“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大印及署名的部分，并用消字灵将当时的时间改为现在的时间。文件的上半部则好办了，他自己写了一份法人证明书，并打印出来：

　　　　兹证明四川省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法人代表、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郑亨
　　康，该同志有权代表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同海南双环公司签署有关设立分
　　公司的协议、合同等文件……
　　　　特此证明

　　这份公文“制造”成功，郑亨康让人去复印一份，准备寄往海南。
　　这简直是鸡鸣狗盗的小把戏，”这位堂堂的正厅级、有着近40年从政从商生涯的老干部，居然不知道这是“伪造公文”。他只是理直气壮地想：尽管这是一种弄虚作假，但我的动机是纯正的，是为了跨越人为的障碍，是被“逼”出来的这么一个“移花接木”办法！
　　直到他被追捕归案，囚室里，他才痛苦地回忆到：由于我只顾做生意，不学习法律，结果稀里糊涂地触犯了《刑法》，犯了伪造公文罪。如果当初我懂得这是犯罪行为，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去干的。我的这一沉痛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它告诫我，身为总经理，不仅要会做生意，更要认真学习法律、懂得法律，否则就要摔跟斗，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在当时，他却根本未意识到这是一步“臭棋”，也是导致他身败名裂的重要因素，是把他从高高的正厅级职务上拉下马的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为一己私利，为个人意气，他的良知已被深深蒙蔽。
　　陷阱总是以铺满鲜花的形式出现。
　　这份伪造的法人证明书，被海南省经济技术合作厅视为是正式文件，视为法人代表证明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便根据这份文件批准成立“海南新光工业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工商局根据批文和验资情况，发给临时营业执照。
　　可是，这个新成立的公司，也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在海南开设窗口，以海南作为走向世界的跳板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为他“考虑一个后路”的目的。
　　在海南，他签订的与外商合作加工铝压铸件的合同，结果又因缺乏对市场情况的调查研究而盲目签约，损失了400多万元。
　　新光公司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偏偏债主又上门了。
　　就在郑亨康被各方诸难，搞得焦头烂额时，江苏东台一工业公司的罗经理多次打来电话要求归还26万多元的货款，后来干脆来到成都住下催债。
　　为了走活这盘棋。郑亨康决定调拨46辆摩托车给罗经理，每辆以5700元计价。这样，那所欠的26万多元的债，也算抵得差不多了。
　　可是，罗经理叫苦连天。因为他拿到的不是钱，而是摩托车，能否把这批车子变成急需的资金，还是一个麻烦事。他最后还是找到郑亨康，要求帮他销售。
　　“哪怕按原价出售！赚了的我不要，亏了我也不赔，只求尽快回笼资金，以解决几个工厂的燃眉之急！”
　　市场上摩托车正是滞销期，郑亨康却答应了，他有他的想法。他同意帮助销售，但销售的货款要汇到海南的双环公司，要作为注册资金去周转一下再汇到罗经理的帐上；同时，还要暂借三五万元做公司的办公费用，“当然罗，这笔钱是要还你的。”郑亨康对这位乡镇企业家说。
　　罗经理只得同意。
　　几经周折，未经新光公司和罗经理的公司认可，郑亨康找到新津县＿个体工商户林老板。
　　“你把这46辆摩托车买下吧。”郑亨康说。
　　林老板尽管不乐意，可一想，对方是大公司，今后还会打交道，只得允诺。
　　郑亨康要他接受的价格是每台6000元，这比罗经理接手的5700元，每台多了300元。
　　此后，郑亨康从林老板处提走现金276000元，根本没进新光公司的帐户，将其中15.8万汇还罗经理，7.5万汇到海南。
　　加价倒卖牟利的1万多元，郑亨康则“自己处理”了。
　　新津个体户林老板叫苦不迭。由于市场疲软，生意清淡，买车的人稀稀拉拉，前前后后拖了几个月才把这批车销完。
　　直到郑亨康案发，江苏东台的这位罗经理也没把他的钱全部收回来。
　　到了七八月间，郑亨康的理念信仰大厦又遭受一次强烈冲击，他已无心顾及这种“小事”了。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5

五

　　　　非天道愦愦，人自愦愦。
　　　　　　　　　　　　　　　　　　　　　　——《聊斋志异·高序》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唐·柳宗元《天问》

　　由于郑亨康的行为已不是一般的违纪问题，已触犯了《刑法》，中共四川省纪委将案件移交给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决定立案侦查。
　　8月1日，在反腐败的高潮中，郑亨康被撤销总经理职务。
　　几十年身居要职，10年呼风唤雨的生涯结束了！郑亨康内心彻底失去了平衡：几年较量终于败下阵来，不服不服！
　　思想上的“顶牛”，使他彻底站在了党和政法机关的对立面上。
　　他加紧活动，从各个方面窃取内部办案的情况，期冀有新的转机。
　　然而，他失望了。
　　光阴如梭，暑尽秋来。
　　9月9日，久已未去的新光公司办公室忽然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请星期一下午上班时到公司参加全体职工大会。”
　　这是一个周末，星期一就是11日。郑亨康敏感地问：“什么内容？”
　　“不知道，到时你来参加就知道了。”
　　对方的电话已放下好久了，郑亨康还呆呆地提着话筒发愣。
　　“铃——”电话又凄厉地叫起来，他一把抓起话机。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他们正在研究星期一开大会的事，肯定是对你采取重大行动！你不要去，先在外边躲一躲再说！”
　　郑亨康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彻夜未眠。
　　第二天，他分别到各处探听消息，使他更加心惊胆颤。是逃跑还是硬抗？他在紧张地选择。
　　11日上午，他闭门不出，终于打定“走为上计”的主意。午饭后，他悄悄离家去大儿子家中，令他心悸的“职工大会”就要召开了，他还想听听风声。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在紧张的气氛中熬着每一分每一秒。
　　3点过，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老伴脸色苍白，哆嗦着发紫的嘴唇闯进来了：“他们，他们开来警车，带着摄像机来了！我说你拉肚子去医院了，我就跑来了……”
　　话音刚落，老伴便昏倒在地。
　　郑亨康把老伴扶上床。望着她满头灰白和一脸皱纹，他心里掠过阵阵凄凉。
　　他抓起电话，先后同他的“骨干队伍”中的几个人不停地通电话，那个此时尚未彻底暴露的省纪委的内线郭君也匆匆跑来通报情况……
　　夜幕把大地这得严严实实。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驶出市区，消失在南郊。郑亨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他在成都郊区呆了一段时间，又转到眉山县。
　　10月16日，通过一番精心安排和巧妙化装，郑亨康潜回成都，乘坐火车逃往上海……
　　郑亨康彻底暴露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郑亨康，并商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
　　一张大网悄然撒开。
　　数批于警前往武汉、上海、广东、海南等地，循这追捕，但都空手而返。
　　郑亨康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呢？莫非已逃出国境？
　　对郑亨康案件展开深人调查，检察干警艰苦奋战，终于掌握了郑亨康犯罪的大量翔实证据。为了把本案办成铁案，检察人员飞赴香港，在廉政公署的协助下，把蜀辉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郑亨康玩忽职守造成的严重后果弄了个水落石出……
　　可是，郑亨康仍不见踪迹。
　　就是逃往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
　　在他潜逃9个月之后，执法部门确定了以省检察院为主、省公安厅配合的追捕方案，并决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尽快抓捕郑亨康！
　　在专案组的统一指挥下，检察、公安干警飞赴广东、云南等地，布置边控，防止郑亨康外逃；同时，精干的追捕队伍星夜兼程前往他可能藏匿的上海、浙江等地，跟踪追击。
　　再说郑亨康潜逃后，相继在上海杨浦区、武汉、浙江镇海和嘉兴一带流窜，整日惶惶不可安宁。3个月后，他终于落脚在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小镇，一住就是半年。
　　这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彻底的畸变。
　　他不断地记日记，倾述自己的愤懑，他终于彻底站在了与gong c dang对立的立场上。
　　他在“严寒的冬天”中记下那对**主义信念彻底破灭的心态：“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gong c dang几乎全部完蛋，它标志着世界**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
　　信仰、信念在这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干部心中彻底坍塌，使他看不到希望，更不能正视现实，正确对待对他的审查和处理，而迅速走向反面。
　　他在第二部分“山雨欲来风满楼”中称：“8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日，也是我同中共决裂的一日！”“八一，使我长期以来受中共愚弄和欺骗终于觉醒了！”
　　8月三日，是他被撤销总经理的职务的那一天。
　　在他的“大事记”的第五部分中，他将过去通过各种渠道搞到的重要机密材料，列为15个方面的问题，准备陆续向境外扩散，作为报复我党对他的“迫害”的一种手段。
　　这些材料里面，有一部分是四川省纪委的郭君向他透露的。当时他就把它们作为“宝贝”详尽地整理出来，当作“秘密武器”，准备在“关键时刻”抛出来。既然已决定与“中共彻底决裂”，他觉得这“关键时刻”已经来到了。
　　此刻，他仍与在四川的郭君保持密切联系。郭君在他儿子处“借”了一笔购买录相机的钱，只不足区区3000元，便将6份省纪委关于郑亨康案件的机密材料盗出，交给郑亨康的儿子，供他用百个胶卷进行翻拍……
　　郑亨康很满意发展了这条“内线”。
　　在他的遥控指挥下，他的“秘密武器”开始发挥效果了。
　　当他还是风云一时的改革家时，他曾结识欧洲某国的女记者佐佐娜小姐，后来，这位女记者担任了驻北京的记者。此刻，逃亡中的郑亨康想到了她。
　　他叫儿子去北京找到了佐佐娜小姐，把一份具有诬陷、诽谤性质的材料提供给她，并希望能在海外发表，以达到诬蔑、诽谤国内高层领导干部、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目的。
　　很快，这份材料的内容在香港一家报纸以《政府官员被控盗用国家巨款》的耸人听闻的标题见报。
　　郑亨康意犹未尽，又将这份报纸复印若干份，寄到四川省党政领导机关和政法部门的十多个单位，造成恶劣的影响。
　　有了“内线”，又能够遥控指挥，郑亨康一时得意起来。他知道检察。公安机关正在四处追捕他，可他却有“稳坐钓鱼台”的感觉。
　　有关部门很快察觉在处理、侦查郑亨康案件中，有人在搞“内外通”，并不动声色地作了安排。
　　郭君很快便现形了。
　　这位本有远大前程，却为了蝇头小利，被郑亨康牵着鼻子走进泥泞，在省纪委机关内部偷盗机密文件、举报材料，偷盗同事笔记本的年轻人。不惜拿自己政治生命开玩笑作赌注，最终跌进铁窗，被成都市青羊区法院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而判处有期徒刑5年。
　　当他抛下娇妻弱子，坐在铁窗之内，他才蓦然惊醒：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值！
　　区区几千元、几句廉价的许诺，换走他手中的18份重要机密材料，也换走了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干部的5年青春年华和如锦的前程。
　　逃亡中的郑亨康耳目不再灵通了。
　　追捕小组更从他和他亲友以及“骨干队伍”的频繁交往中，发现了蛛丝马迹，秘密来到青浦县。
　　6月13日，青浦县城一个电话，打进郑亨康落脚的小镇的王某家中：
　　“四川公安机关已来人了，正在搜捕！赶快走人！”
　　急匆匆的电话，使郑亨康五雷轰顶！
　　“赶快逃！”他来不及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便将一个密码箱和一个包留在王家，便昏头昏脑地跟着这个姓王的，钻进数公里以外一个姓沈的养鱼老板家里。
　　他们提心吊胆地过了4天。
　　暮色四合时分，这姓王的又悄然潜来，对他们说：“这里也不安全，赶快到我姐姐家住。”
　　几条黑影又悄悄转移了。
　　第二天，这姓王的窝藏四川要犯的狐狸尾巴被抓住了。公安人员传讯了他，他却守口如瓶。
　　回家后，他马上让他的侄儿送信，让郑亨康赶快离开。
　　惊魂未定的郑亨康等人怔住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逃！”
　　宜早不宜迟。在原新光公司属下的职员莫忠的陪同下，郑亨康和老伴连夜动身。
　　寂静的湖面微波不兴，天上几颗星星无力地眨巴着眼睛，一支小船悄然动桨，划进茫茫夜色之中。
　　夜航船是郑亨康高价租来的。朦朦暖色中，这支小船在浙江嘉兴靠岸。
　　郑亨康一行不敢停留片刻.连忙登上开往义乌的长途客车。
　　公安人员在青浦追捕了3天，他们却笃笃定定地在义乌住了3天。
　　尽管“跳出了公安的包围圈”，但他还是不放心，决定转到大西南去。
　　6月21日，他们登上了开往贵阳的列车。
　　贵阳，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边又破又烂的一个小旅馆。
　　长途劳累奔波，超常的心理压力，郑亨康夫妇都疲惫不堪。折腾了半夜，郑亨康才勉强合眼，不一会，又被痛苦的呻吟惊醒了：“糟了，老太婆心脏病发作了！”
　　郑亨康手忙脚乱地找救心丸，又抖科索索找到一点凉水让老伴吞下。
　　望着面容憔悴的老伴，郑亨康不禁悲从中来：两个已近花甲的老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正厅级干部，竟落到这等困地！一滴浊泪滴了下来，滴在老伴灰白的头发上。他抚着老伴的头发，打定了主意：
　　我已是走投无路的人了，不能再连累家人！明天，就让老伴独自回成都，让她结束流浪生涯！
　　第二天一早，趁老伴还在昏睡，他跑到售票处为她买了一张回成都的车票。
　　其实，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完全可以结束逃亡生涯，一同回去投案自首，接受宽大处理。可他那些“关心”他的“朋友”们，出自各种各样的心理，给他出谋划策，让他继续在外“躲”下去。
　　“现在他们找不到人，一切都无法进展下去。这是我们手中唯一的牌呀！”
　　“我们坚持到底，总之不能轻易地走出来。拖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出来，不然，对不住过去所有帮过我们忙的朋友，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些话语回荡在郑亨康耳边，一次又一次使他失去良机。
　　眼看就要与老伴分别了，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雷电轰鸣，大雨倾盆。
　　老夫老妻泪眼相向，默默地对视，谁也没先开口。两人都预感到这次分离不同寻常，“也许，就是最后的诀别了。”他们默默地陷入痛苦的哀思之中，内心填满了绝望、凄凉和悲哀。良久，眼含泪水的郑亨康缓缓开腔，打破了沉默：
　　“这完全是我的倔犟、我的出逃、我的执迷不悟而铸成的大错……唉！一失足成千古恨，使你和儿子都为我吃尽苦头！”
　　郑亨康抱着头，他在忏悔、谴责自己。一种愧对亲人的强烈痛苦折磨着他。
　　老伴含着悲凉的眼泪望着他。
　　老两口泪眼婆娑，在炸雷闪电、凄风苦雨中，度过了令人心悸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眼看载着老伴的列车远远离去，站台上的郑亨康突然感到一种孤独。这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迅速在全身每个细胞浸透、蔓延，并掏空了他的身子和灵魂。二种轻飘飘失去根底的感觉紧紧攫住他，他好像猛地被抛向茫茫的汪洋大海。大海波涛汹涌，他随时都有灭顶的危险……
　　何苦走这天涯不归路？
　　一时间，郑亨康失去理智的控制。
　　他想到自杀。
　　从上海育浦逃出来，便若即若离跟随在郑亨康夫妇身边的莫忠劝他到昆明去，再作下一步打算。
　　郑亨康已感到内心有愧，不愿再去投亲靠友、连累他人。而昆明正好无亲无友，莫忠也对他拍胸膛：“我有好朋友在昭通，住在那里绝对没问题！”再加之连日精神高度紧张和体力消耗，再到处逃窜，他也支持不了。于是，郑亨康同意到昆明去。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7

六
　　　　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
　　　　　　　　　　　　　　　　　　　——唐，刘禹锡《天论·上篇》
　　　　凡以利害心虑事，则虑弥周而去道弥远。
　　　　　　　　　　　　　　　　　　　　　　　——《陈确集·别集》
　　到达昆明当天，正是6月26日。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作为中国西南边睡的重要城市，昆明被国际贩毒分子视为“中国通道”的重镇。每到这一天，这里都要开展声势浩大的缉毒行动，以显示我国政府扫毒的决心。
　　看到威武的警察和垂头丧气的毒贩，郑亨康更是心惊肉跳，如同惊弓之鸟。
　　头三天，郑亨康和莫忠住在一家国营旅馆，使用的是化名“江浩”，职务为研究员，单位是“四川省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假工作证，这是他出逃前准备好了的。6月29日，从昭通赶来接应的莫忠的一位朋友来后，三人搬到海昆办事处的招待所。
　　蛰伏几天，郑亨康迫切需要外界信息，便开始给各地打长途电话。
　　传来的消息令他惊恐不安。
　　上海，他的一个外侄女婿告急：“四川的警察去了武汉，已找到了证据……”
　　青浦，那落脚过的房东王某说：“公安机关把三个人都抓走了，他们一切都交待了！”
　　成都，一位律师说：“我的电话已被监听，不能再用了，你‘做生意’的事，就不要找我了。”
　　郑亨康又连忙与家里联系。
　　话筒传来儿媳哽咽的声音：“公安机关来过了，爸爸还是回来自首为好！”
　　儿子急促的声音更令他胆颤：“好几人都被传讯了，根本不能动了！我们不能再连累他人……”
　　“你母亲呢？”郑亨康放心不下老伴，“她回来情况如何？”
　　儿子无可奈何地回答：“我把她送到德阳去了，我也顾不了她。她压力很大，身体也很差，肯定好不了……”
　　完了，完了！四面八方传来的电波，犹如一根根绞索，牢牢套在郑亨康的脖子上。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妻离子散、众叛亲离的绝境！
　　恐惧、侮恨，沮丧，种种情绪如同一朵朵阴云，在他脑海里翻滚涌动。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是这样？一切都仿佛不该如此发生，可一切就如此发生了！这，这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为什么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要说“逃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冥冥间，郑亨康恍惚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年富力强的他是省委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在一家国防军工厂搞四清。“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造反派将他和一位省委负责人抓回去，说是他散布“反动传单”，把他们关进又黑又冷的小屋。他不甘心束手被宰割，趁着夜色，从“星火”造反兵团手里逃出来……也是一路奔波，也是劳顿不堪，可那时的心境却没有沮丧和恐惧，更没有悔恨，可现在是怎么了？
　　信念是一盏灯，这盏灯熄灭了，人生之途将漆黑一团。不管是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人，还是行将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旦没有了信念，又想摆脱困境，只能是盲人夜半临深池。
　　既然郑亨康已宣称与“中共决裂”，信奉了40年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根底，并把自己放在党和人民、放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对立面上，那么，他的心境只能是一片荒漠，一片荆棘。
　　四面楚歌的恐惧紧紧压迫着他。他神情恍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胡思乱想。、
　　他想过“自杀”，想从此了结一生。可是，那将被指为“畏罪自杀”，将连累老伴、儿子，永世洗刷不清！
　　他也想到去自首。可是，这一念头一闪过，他就否定了。他不相信公正执法，不相信会得到公正处理，只是偏激地认为，他们要收拾他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执拗的心态促使他放弃回头走光明之路的勇气。
　　病急乱投医，年近六十的郑亨康终于走进彻底否定自己四十多年历史的人生不归路。
　　这是一条黑色之路。
　　这条路充满梦的诱惑，但梦很快会破灭。
　　梦幻破灭之后，他会更痛苦。
　　这是一个连他家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他不愿自首，不愿回头，要一条道走到黑。
　　他急于投入台湾国民党的**阵营中去！
　　这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
　　7月1日，这是中国gong c dang成立纪念日。对于这个十几岁入党，已位居正厅级的老干部来说，再熟悉不过这个亲切的日子了。过去，每到这一天，他都要参加或亲自组织种种纪念活动。他也无数次地勉励自己，要拼命工作，来报答党把他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工，培养成一名中高级负责人的恩情。可在这一年的这一天，他却努力要迈进海峡对面那个他根本不熟悉的阵营中去。
　　他拨通了香港的一个电话。
　　“喂，龙老板吗？我已到了昆明！南宁那边有家公司同我们搞边境贸易，有点小生意可做。您能否来一趟？”
　　他的口气、措辞都还俨然是新光公司总经理使用的那一套。
　　“好呵，我可以到昆明来一趟！这样吧，我下周一到深圳，再给您打电话。”
　　下周一就是7月3日！与外界的渠道打通了！郑亨康十分兴奋。只要这个姓龙的到了昆明，就让他带一封“最重要的信”给惠先生。“这位惠先生了解到我的处境，他一定会帮忙的！”郑亨康这样想道。他也知道，尽管在香港的朋友很多，但都是生意场上的客户。商人重利，唯有这位惠老，他信得过。只要这位老人牵线搭桥，援手帮助，他就可以取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入场券。
　　惠先生在台湾开有公司；而且也有一定地位。
　　郑亨康意识到，这已到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把自己关在房间，连续两天，写出一封长达19页的长信。这是他打定主意给台湾方面的见面礼。他的想法是，由龙老板带给惠先生，然后由这位老先生转给台湾。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介绍他四十余年的经历，着重突出了他是四川省长期主管国防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头脑储存着大量的核心机密”；第二段讲他如何“认清中共、决心与之决裂”，走上逃亡生涯的过程。在最后部分，他写道：“在当前这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我非常迫切地希望中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迅速秘密地派人，在一个安全的、适当的地点同我会晤，以便共商大计。我决心在中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将我的后半生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作一点贡献。”“我冒着生命危险，用我和同伴的血与泪给你们写了这封很长，然而并未表达完整的控诉书，恳切地希望能在最短的日子里见到你们——我把你们视作最亲爱的人……”
　　郑亨康思绪万千、喉头哽噎，再也写不下去了。
　　可是，等呵等，郑亨康期待的信使始终没来电话，更不见踪影。
　　7月6日，还没有龙先生的消息，郑亨康心慌意乱，下楼到院内散步去了。
　　这时，一直在郑亨康鞍前马后服侍着的莫忠回来了。房间里没有郑亨康，他警觉的目光迅速在床头、桌上扫了一遍，然后轻轻拉开抽屉，厚厚的一叠信稿吸引住了他的目光。“呀！郑老板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惊讶之余，他动开了一个新的念头。
　　他迅速把信稿揣进包内，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材料到处乱放！”
　　郑亨康散步归来，一见抽屉里的信稿不翼而飞，大惊失色。看到莫忠的纸条，如惊鹿般狂跳的心才稍稍平息下来。
　　他急匆匆地冲下楼去，到处找莫忠。
　　正在这时，莫忠从外回来了。
　　两人三步并作两步回到房间。一关上门，莫忠就一顿埋怨：“这东西非同小可，给人发现不得了，您老太粗心了！”说着便把信还给他。
　　郑亨康争辩说：“我思想很乱，自己乱写计划……这仅仅是个草稿，没给任何人看，就像没说出口的话一样……”
　　他知道这番辩解是苍白的，但很感谢这位忠实的＄下处处为他设想，并及时为他堵了一个大漏洞。
　　可他哪里知道，就在一上楼一下楼的这个时间差里，莫忠——他视为知己的部下，已经把信复印了一份，而且悄悄收藏起来了！
　　人心叵测。莫忠从上海跟随在他左右，经贵阳到昆明，处处小心照料他，全是打的个人小算盘。他一直以为，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他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呢！只要躲过风头，他还当他的总经理，自己便是“护驾第一功臣”。可现在这位“高级干部”要彻底背叛自己的信仰，肯定没有多少好果子吃。一旦彻底翻船，这份复印件便是要挟他，甚至检举揭发的钢鞭材料！
　　心乱加麻的郑亨康，自然看不出这位“忠实仆人”感情上的细微变化。
　　电话机一直静静地躺着，一声不吭。郑亨康焦急地望着它，多么希望它骤然响起，传来龙老板那熟悉的声音呵！
　　深夜，房间门被叩响了。郑亨康一把拉开房门，脸色马上就变了——
　　那儿站着几名警察！
　　郑亨康虚惊一场，这是夏季严打行动中普查住客。他抖索着手递上伪造的身份证。警察没有怀疑这头发灰白、颇有风度的老人是重要的逃犯。
　　警察离开了。掩上门后，郑亨康一下跌在沙发里，半天回不过神。好久好久，他才颤颤巍巍掏出那封差点要他的命的绝密信件，走进卫生间……
　　毁掉信，他心里才算安宁些。
　　可潜伏在郑亨康头脑中”想到外边找出路”的念头却更强烈了。
　　又一个机会来到眼前。
　　侍奉在郑亨康跟前，表面仍是忠心耿耿的莫忠，奉命与上海青浦的王某联系。因为他在匆匆逃出青浦时，有一只密码箱和一个包围在那里。里面有郑亨康准备继续潜逃作为费用的存折、现金、首饰等，价值7万余元，还有一些日记、文稿更为重要，那里面有15个“大事记”，如果带出境外，是厚厚的“见面礼”啊。他已经打过电话叫一名亲属去取，可这姓王的不给；他又写了亲笔信，叫人带上去取，他仍然不给。他声称必须亲手交给郑亨康本人，并特别强调“亲手”。郑亨康只得叫莫忠打电话衔接。
　　莫忠打去电话，却意外地得知香港JF公司的万经理住在上海回力宾馆，而且还带着一笔可观的法兰盘生意。这位莫忠怦然心动，想把这笔生意揽到自己手中。他也不顾什么密码箱了，径直便给回力宾馆的万先生打去电话，自我介绍愿意做这笔生意。
　　可对方一听是新光公司的人，便断然拒绝了。
　　莫忠认为自己面子小，对方看不上，不肯买帐。他知道这位万先生与新光公司做了很多笔生意，赚了不少钱，非常感谢新光公司和郑老板。他便拖着郑亨康去帮他揽生意。
　　郑亨康先是不悦：这小子在这么危难的时候还想着自己的生意！继而又感到有几分欣慰、几分受用：瞧瞧，姜还是老的辣吧？我郑某人虎倒威还在！虚荣心得到满足后，他又产生一个想法：何不试探这位万经理，看他能不能到昆明来。顶替龙老板的“信使”角色……
　　谁知，对方一听他报出姓名，便冷冰冰地说：“郑先生啦，过去你是新光公司总经理，我们有得生意做。现在，你不是总经理啦，中国政府正在通缉你，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啦？没有什么可谈的啦！”
　　电话断了。郑亨康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莫忠急忙摇醒他，他解嘲地一笑：“做生意的人都是如此！一切向钱看！别指望这些人罢，死了这条心！”
　　莫忠失望了。见他不避艰辛，鞍前马后护驾的主子，当年叱咤商界的总经理，竟落到这步田地，连一笔小小的生意都搞不定，牌子也倒了，跟随他还有什么意思？他心中找起了小算盘。
　　更失望的是郑亨康。他知道万先生的这番话，实际代表着龙老板等等绝大多数港商的态度。“这帮唯利是图的丑陋生意人！”他悻悻地骂道。
　　其实，作为港商，何曾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是一个小人，自然不愿与这个没有油水的人打交道；如果他是一个君子，又怎么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弃民族大义，为他的叛逃穿针引线，落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呢？眼看香港回归在即，维护香港平稳过渡，是正直的港人的良好愿望，谁愿逆时代潮流而动呢？
　　通过港商同台湾挂钩行不通了，郑亨康搜索枯肠，另打主意。
　　他想到一个风姿绰约的身影。
　　这就是欧洲某国驻华记者佐佐娜。正是她，在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了郑亨康提供的那份机密材料。这位30岁的女记者成了他唯一希望。
　　从7月14日起，郑亨康便埋头炮制他的《誓与中共独裁政权斗争到底的严正声明》以及给这位佐佐娜小姐的信。在这个声明中，他歇斯底里大发泄，对gong c dang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一再说他“为之奋斗四十多年的理想、愿望破灭了”，“绝不做贪生怕死的懦夫，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斗争到底”。在最后一部分“我的几点建议”中，强调他被通缉的原因有三：一是省里长期主管国防工业的主要领导人，如果一旦跑到国外，会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很大损失；二是他长期在领导机关，同各阶层有广泛的接触，深知中共的内幕，并且确实掌握着一批珍贵的材料，如果把它捅出去了，必将造成很大的影响；三是在他周围已经有一支志同道合、敢于牺牲的骨干队伍……
　　他不遗余力地强调这几点。他知道，只有这些，才是他叛变出卖的资本，可以引起重视。
　　他紧急呼吁“国际组织主持正义、维护人权，伸出同情、友谊之手，尽快给予有力的支援”！
　　他表白自己，“保证在国际组织的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直接指挥下，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
　　他请求，“请你们能提供一些活动必须的用具和经费”，他还提出，“为万无一失，首次会晤请带上我寄去的签名照片……”
　　在给佐佐娜的信中，他恳请她把它看完，“我完全信赖您，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认为可以信赖并能帮助我的一个国际组织和有关负责同志，请他们认真研究，并盼早日给我回音……”
　　这份声明和给女记者的信，他打算再作修改，到9月份女记者从欧洲休假回来后，由他或由莫忠送到北京去，打通与“国际组织”的联系。
　　上海的王某7月18日就要到昆明了。在他一再坚持要“亲手”把密码箱和提包送到郑亨康面前的情况下，郑亨康同意了。按照约定时间，他已于7月15日上车。
　　“送走他以后，我再来修改这份材料。”郑亨康对莫忠说。
　　王某从上海送来的密码箱里，不仅有经费，还有他搜集的机密材料以及各类“大事记”，对修改这份“声明”很有帮助。
　　就在与王某联系以后，他已感到一些不祥之兆，比如说长话一拨即通，通话声音特别清楚等等。但他还是决定亲自去取这个密码箱和提包。
　　他根本没想到，他自以为“信得过”、“讲义气”的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已交出了这些材料，并表示愿立功赎罪。
　　7月15日，79次列车从上海出发到昆明，“保护”王某的，就有公安民警和检察人员！
　　郑亨康陷于天罗地网之中，插翅难飞了！
　　当押解他的波音737冲破夜幕，呼啸着停稳在成都双流机场时，他才深深地叹口气——
　　美梦，还没作圆，就这么快破灭了。
　　悔哟，这天涯不归的逃亡路！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8

七

　　　　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
　　　　　　　　　　　　　　　　　　　　——清·申涵煜《省心短语》

　　　　不用登临怨落晖。
　　　　　　　　　　　　　　　　——宋·辛弃疾《忆王孙·秋江送别》

　　一名正厅级干部，已年过五十，不久将光荣离退休的老干部，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毁灭了自己。
　　郑亨康由不满组织审查产生抵触情绪，逐步走向反动，彻底否定自己四十多年的追求，驱动他的，是理想破灭、步向深渊的堕落心态。
　　最初，他是因玩忽职守被纪检部门追查，既而又发现投机倒把、伪造公文等违法犯罪事实，被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可他盲目尊大，自恃老虎屁股摸不得，抱定要与党组织和政法机关对抗到底的决心，不惜盗取国家机密并向外泄密，自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对抗法律的“秘密武器”，作为报复的本钱，殊不知又构成了新的罪名——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在黔驴技穷时，竟畏罪潜逃，最后不惜决心投入敌对阵营的怀抱中去……
　　人民检察机关侦查终结，作了如下定性：
　　一、郑亨康被撤职后，对gong c dang和人民政权产生不满和仇恨。畏罪潜逃后，收集有关机密材料交外国记者在境外发表。两次书写投敌叛变挂钩信，其内容已充分表现其目的。在其反动目的支配下，他准备通过港商和外国记者与台湾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和所谓国际组织挂钩，投靠它们，并且开始了具体行动，通知他人前来取信和传递。郑亨康的**目的和投敌叛变企图，已向他人扩散，最终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以上事实有若干证据证实，他本人也供认不讳，并承认是投敌叛变行动。他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投敌叛变罪。
　　二、郑亨康通过他人从省纪委窃取大批机密案件材料，并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重要机密，其行为已触犯法律，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三、郑亨康把新光公司抵给罗经理的46辆摩托车，私自加价卖给个体户的行为，构成投机倒把罪，且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
　　四、郑亨康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超越总经理职权，背着组织私自组建海南公司，在申报过程中，伪造省国防工办的公文，骗得有关部门的信任，批准“海南新光工业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发放了临时营业执照。该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伪造公文罪。
　　五、郑亨康在筹建蜀辉公司过程中，对厚田公司的资信情况应咨询而未咨询，把道听途说的情况写进可行性分析报告，上报省经贸厅和国家经贸部，使蜀辉公司得以批准成立；汇股金出境时未采取可靠的保全措施，致股金被挪用，143.19万元人民币无法收回，该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
　　……
　　高墙。铁窗。
　　冷月。清泪。
　　几年较量，他彻底败下阵来。
　　审讯室里，威严而不失亲切的检察干警坐在他的对面，使他始终不敢正面抬头，偶尔一对视，他便慌乱地躲开。
　　一遍遍的政策攻心，一遍遍的法律教育，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办案人员并非他想象的那样，对他滥施报复，也并非他逃亡中恐惧的“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侮辱他的人格、草营人命。到了最后，他甚至由衷地感谢担任审讯任务的省检察院法纪处领导，甚至庆幸自己的落网、庆幸遇到这些好的“对手”……
　　他嗫嚅地表示：“我想把自己最黑暗、最痛苦、最难忘的这段经历，把凝结在我心灵深处的痛苦和血的教训，真实地把它倾吐出来，以此表达我的悔悟。我还要继续清理并批判自己混浊的思想，彻底肃清它的流毒！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衷心感谢检察机关对我动的这次‘大手术’，割掉了长在我身上的‘毒瘤’。这不仅是对我的挽救，也挽救了我的全家。我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保证我的余生之年，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尽我绵薄之力，来洗刷我心灵深处的污点。”
　　冬去春来又一年。
　　人民检察机关指控郑亨康犯有投敌叛变、泄露国家重要机密、伪造公文、投机倒把、玩忽职守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最后，郑亨康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走出法庭的时候，他回头注视着审判台上那颗鲜亮的国徽，微微鞠了一躬，心中再次涌起难言的悔恨和酸楚。
　　庭外，霞光满天。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9

第二章　人生的癌变

　　　　　　　　　　 ——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贪婪心态

　　　　　　　　　　　　　　　　　一

　　　　剪恶如草，飏奸如秕。
　　　　　　　　　　　　　　　　　　　　　——《皮日休文集·手箴》

　　　　请问贪婪一点心，臭腐填腹几多足？
　　　　　　　　　　　　　　　　　　　　——唐·韦楚老《江上蚊子》

　　1995年以来，中国查结或查处的一大批厅局级干部顶风作案的大要案件，显示了中国惩腐的决心。
　　北京：陈希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被揭露，王宝森经济罪案、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受贿贪污案被查处，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因接受港商巨额贿赂等经济问题被逮捕，原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也因经济问题被逮捕。紧接着，首钢原总经理助理周北方、市政府副局级干部李敏、办公厅原副主任陈健、原市村镇通讯开发公司经理何世平等一批局级干部分别受到法律的制裁……
　　广东：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被查处；
　　山东：以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首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的案犯陆续被押上审判席……
　　一时间，国人震惊：这些人目无法纪、挺而走险的行径到了何种地步！
　　人民额手相庆：反腐败决心如此坚决，动作如此果断，实乃国家、民族之大幸！
　　群众在庆幸之余，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在查办大要案件的决心愈来愈坚定、查处案件的效率和质量愈来愈高的情况下，这些官居高位，曾劳苦功高的领导干部，为何却走到这一条道路上来了呢？
　　是的，他们曾劳苦功高。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包含着他们努力的心血。改革开放之初，正是他们年富力强之时，改革开放的春潮唤起他们生命的潜能，突显了他们人生的价值。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展现、生命潜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释放；国家和时代给了他们应有的回馈。当人生的年轮滚过正午时分，一片灿烂的晚霞正含着微笑、迎接这些时代骄子的时候，潜伏在他们思维的病灶开始活跃，那致命的病变细胞开始形成，扩散、再扩散……
　　他们注定走不进那片灿烂的晚霞。
　　妨碍他们的是居功自傲、恃权自大。
　　人人都有成就感，人人都愿意回顾自己历经奋斗的艰难航程。当这种回顾中掺杂了要求回报的心态，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功劳、不能正确运用手中权力的时候，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贪婪心态便推着他们走向思维的死胡同。
　　“功劳大、贡献多，退休之前多索取一些钱财，是理所应该的！”
　　“为单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厂是我搞起来的，钱是我挣回来的，稍稍多拿一点算什么？”
　　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恍惚间，那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画卷浮现在眼前。
　　农民英雄揭竿而起，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天幕下，顺应时代呼唤，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然而，一旦入主宫廷，便顿生功成名就之心，手中的权力便是索取回报的点金术，金钱美女消蚀了一颗又一颗奋进的心……
　　时代不同了，历史的场景变换了，出场人物也迥然不同了。可是，一样的心态、一样的潜意识、一样的举动，却是如此的惊人相似。
　　他们虽然挂着gong c dang人的金字招牌、顶着gong c dang高级干部的头衔、戴着“现代企业家”的耀眼帽子，可骨子里，仍然浸泡着封建意识的毒素。
　　中国是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家。短短几十年时间，要清除从“官本位”到全民意识中的封建遗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离不开人的意识、人的观念的现代化。
　　封建意识包裹着一颗贪欲之心，终于膨胀为灾难性的癌变，最终毁掉了这些曾被誉为社会精英的改革之星和高级干部
　　本章中，我们将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来剖析一个又一个畸变的人生和癌变的病体。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9

二

　　　　塞先行于未形，禁食欲于危微。
　　　　　　　　　　　　　　　　　　　——北齐·刘昼《新论·防欲》

　　　　贪者，常虞不足。
　　　　　　　　　　　　　　　　　　　　　　　——汉·刘向《说苑》

　　有“湘中明珠”美誉的L市，两鬓飞霜的市长廖某在武警士兵的押送下，走上被告席。
　　廖某完全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市长这个宝座的。他当过公社秘书、革委会主任、区委书记等职务，在基层干了三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时代赋予他更大的职务，当上了市长。
　　就职仪式上，他慷慨陈词，决心率领家乡父老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他也的确起早贪晚，干了不少的工作。
　　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大舞台。
　　改革开放也给他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考试题。
　　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自从位居市长、又兼任市委副书记以来，发现自己简直举手投足之间便有金钱相随。礼品、赠金、从几十元到数万元，简直说不清哪些是“感情的象征”，哪些又是“行贿受贿”。刚开始，钱少一点还敢接，数量一大便有些惴惴然。可是，久居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胆子也慢慢放大了。特别是知道班的人也得了一笔时，心里也就坦然了。
　　“我辛辛苦苦为乡亲们谋利益，他们挣了大钱，送一点给我，我为什么不能得？”在潜意识中，这种观念在支配着他。
　　然而，他闭眼不谈的事实是，围绕他转的却不是什么“乡亲们”，而是有求于他的“企业家”。
　　他虽然身居要职，骨子里却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他的翻船是缘于同建筑老板K某的交道。
　　他雄心勃勃，立志要在任上改变家乡面貌，拟定了庞大的修建计划。
　　这就免不了要与建筑界打交道。
　　水厂修建计划要开始实施了，工程进行投标，各方老板都望着这个总造价一亿的工程。有一个小公司的老板更是猴急难耐，这就是K某。
　　建筑界花样百出。这位K老板知道自己的公司牌子小、名气不大，便心生一计，决定去“联营”、去“挂靠”。他选择了一棵大树——一家省属建筑公司。双方各有所图，彼此心照不宣：由这家公司出面投标得手，然后K老板以这家公司的名义组织人马修建；当然这家大公司也不是白白出名出牌子，而要收取4.5％的施工管理费。为了方便操作，K老板也在这家大公司挂了一个“经理助理”的虚衔，俨然便是这家大公司的领导成员了。
　　但是，这套障人耳目的把戏要“耍圆”，绝对要同一个人见面。也就是说，瞒天瞒地，是瞒不了这个人的。
　　谁？他就是有权拍板让谁中标的廖市长。
　　两家一大一小的公司勾兑完毕，主攻方向便是廖市长。
　　寒冷的1月初，飕飕冷风使大街小巷显得冷清，但在市长办公室，K老板如沐春风，经过一番紧张的谈话，廖市长已爽快地表示：欢迎投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当然，这个承诺是在一条金项链和金戒指开路之后得来的。
　　一大一小两公司的老板也虚晃了一枪：愿意带资600万投入建设。
　　总之，一切都顺理成章，显得水到渠成：参加投标者极有实力，他廖某人也不过是顺水人情，不担风险，这样，金项链、金戒指才拿得心安理得。他认为，这一次也不过是像过去的若干次一样，一方面要吃糖。一方面又不能让糖烫了嘴。
　　这就是这位“泥腿子”市长的狡黠之处，一个源于农民意识的小聪明。
　　而对这一大一小两经理来说呢，他们也心中自有一本帐：不怕你说官话，只要你收下了我们的东西，就不怕你不一步一步地跟我们走。
　　所以，看到廖市长收下金灿灿的首饰，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眼。
　　所以，听到廖市长貌似公允的承诺，两人已听出弦外之声，开始盘算着下一步干什么了。
　　投标正式开始了。考察人员经过缜密调查，认为这家公司所谓“垫资600万元”属于天方夜谭。
　　廖市长沉默了，这一刻，他斗争过、权衡过。可是，那亮晃晃的首饰的光芒在他眼前一闪一闪，刺激着他的某根神经。
　　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廖市长在烟雾缭绕中抬起头，缓缓地说：“我还是主张这个公司可以投标。”
　　市长的意见受到质疑。一片反对声使他有些犹豫。
　　这类企业家的情报是很准确的。很快便是春节了，K老板来“拜年”了，商场里购了一网篼礼物，礼物袋就数一个纸包最值钱——那里面整整包着2万元新崭崭的现钞。
　　市长不在家，病恹恹的市长夫人收下了礼物。
　　这位市长夫人身体不好，是不少企业家们都知道的，送礼送物常以此为借口。弄得这位跟着丈夫从跑田埂开始的夫人也不大看得惯送礼者的胁肩连笑样。
　　不过，送来的钱还是要收下的。
　　不知主要是这2万元垫底，还是由于根源于农民出身的执拗劲，廖市长力排众议，K老板走上竞标台。当然，在前台的不是他，而是那家省属大公司的代表。
　　中标了！按事先预定，K老板的人马进场了。
　　一切都按竞标规则办，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这只是“面前”，规则的“背后”呢？
　　背后是不光彩的交易。这“鸳鸯公司”的操作手法，他的同事、下级都不知道，可廖市长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大老板”交上了朋友，廖市长也就入境随俗开始出入酒家、夜总会包厢了。
　　在包厢里，他接受了K老板的2万元。
　　这是他第三次接受同一老板的行贿了，心里也变得坦然：劳苦功高的，吃点、花点、拿点算什么？
　　廖市长还在“进步”。迅速改变“土气”的他，开始只习惯于接受贿赂，不久便进步到开口索要。
　　不过，索要也是很含蓄的、也有市长独特的风格。
　　忽一日，市长召见K老板，垂询工程进展和质量。K老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老老实实地如实汇报。市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罢，便开始谆谆告诫：
　　“质量得把紧哟！百年大计，这是欺哄不得的！”
　　“那是，那是！”K老板鸡啄米似地点头，心中不停敲着小鼓：今儿个是唱哪本戏呢？
　　云山雾峰之后，主题逐渐明确。
　　“这些道理你是清楚的，响鼓就不用重锤了！”廖市长轻呷一口茶，漫不经心地举事例进行现身说法了，“你看那个市政府新盖的宿舍，质量就不行嘛！我刚进去，就掉灰……”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都被市长一五一十地统统端了出来，语重心长地要建筑企业家明白“质量第一”的重大意义。
　　K老板眨巴着眼睛，细细地品味着市长的话……
　　不几天，一彪人马开进廖宅，开始了现代化的装修。
　　K老板挥汗如雨，忙前奔后地指挥。此时正值盛夏，望望毒辣辣的日头，他又派人从省城搬来一台空调。
　　望着装饰一新的居室，廖市长频频点头，心里暗暗想：这个老板，值得交朋友！
　　市长和老板的友情在加深。
　　金风送爽之日，K老板不知从哪里弄来个二十来岁的女人。一个含情脉脉的电话打进市长办公室，勾得市长推开忙碌的公务，赶往宾馆，成了小女人石榴裙下的俘虏。
　　自此，K老板和廖市长的关系更粘乎了。
　　好景不长。玩弄“鸳鸯公司”的K老板漏馅了。
　　廖某终因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数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押上被告席。
　　当他听到他被判处5年徒刑时，眼睛微微一闭，大脑一片空白。
　　钱色皆空。
　　5年徒刑，这足以蹲到他退休的年龄之后了。几万元和一个小女人的代价，值吗？
　　这还算轻的。这是考虑到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干部被逮捕后，供述了全部受贿行为，还有检举他人违法犯罪的立功表现，法庭给予从轻判处。

　　贪婪的人，只有在贪婪的梦被惊破之时，才会感到空虚。湘中的“贪市长”听到宣判时，大脑一片空白。而中原某县的县长王某在被押向被告席之前，则是另一番表现。
　　铁窗内，这名身为一县之长的囚徒，泪流满面，抱头痛哭。旋即他抬起泪眼，吟出一首“囚徒之歌”：
　　我从家乡来到牢房／牢房的生活又苦又长／何时才能重见阳光／劳改释放后回到家乡孝敬爹娘……
　　这名“从家乡来到牢房”的县长，原由同样是“受贿”，跌倒的地方同样是建筑工程的承包之地。
　　同廖市长出身相对，他出身于工人家庭，一路搞工业起家，当上了一家棉纺厂的厂长。
　　棉纺厂要搞基建，吸引了不少建筑包工头的目光。在这个行当里，以钱开路者不乏其人。
　　“你只要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事成之后孝敬您一万元……”这位Y老板悄悄耳语。
　　这位厂长含笑不语。
　　不显山不显水，工程由Y老板来做。
　　一取得建筑权，Y老板果然悄悄送来一万元。礼毕，便悄悄离去，像一个影子。
　　几年以后，王厂长就任县长，施政纲领中亮出“八大振兴工程”，其中之一就是要建一座棉纺厂。
　　工程一上议事日程，谁来承建呢？自然又是一番角逐。
　　王县长含笑不语。那个静悄悄的影子飘在他面前了。
　　Y老板**而来，他十分兴奋，当年的王厂长还记得我！当年的一万元的伏线竟可埋到今天！当年的王厂长，而今的王县长，同样的含笑不语，多么熟悉的神情！
　　然而，他哪里知道，此时的王县长已经相当“成熟”了，一开口便吓了他一跳。
　　积小贪而成大贪，贪婪的欲壑是越填越大的。自恃劳苦功高的王县长，已张开索取的大口了。
　　建筑行业僧多粥少，Y老板只得硬着头皮接招。趁着夜色，他提着包悄悄走进县长家。提包里是沉沉的4万元。
　　Y老板顺利接到工程。可是他面对的已不是当时的厂长了，此刻的王县长正指望在他这棵摇钱树上摇下更多的“孔方兄”来呢……
　　工程正进行到紧张时分，“工程款不能拨付！”理由当然是充足的，只是苦了建筑工程队，一班人马叫苦连天，只有Y老板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悄悄飘进王县长的办公室。
　　“为难呀，为难呀……”这位县长仍是含笑不语，引而不发。
　　干脆明砍，要多少？Y老板情急之中摊了牌。
　　弯子绕来绕去，最后叫响13万。
　　王县长撕掉面纱了，王县长不再含笑不语了。
　　终于，王县长的县长当不成了，检察机关给他发放了“从家乡走到牢房”的通行证。
　　这“通行证”的取得，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接受4万于前、索贿13万于后。事后有人说，这“四”和“十三”都是不吉利的呀，一个是中国的“不吉利数字”，一个是西方的“不吉利数字”，中西不吉利都凑到一块儿来了，王县长咋不倒霉嘛！
　　不是数字不吉利，是心态不正常！自恃功高、一味索取的心态就是癌变的病灶。
　　于是，这个前县长，以“受贿”之罪名戴罪于身，只有在铁窗内写诗的份儿了。
　　但愿他的悔恨是真诚的。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39

三

　　　　填不满欲海，攻不破愁城。
　　　　　　　　　　　　　　　　　　　　　　　　　——《劝戒全书》

　　　　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
　　　　　　　　　　　　　　　　　　　　　　　——《抱朴子·任能》

　　面对检察干警举起的存折——这是在搜查中获取的证据——他突然跳起来，一把抓住那存折紧紧不放松：
　　“这都是我的钱，这都是我的钱呀——”
　　悲怆的叫声、凄苦的神情使在场的侦查人员惊讶不已：已经国身于牢房，面临身败名裂的审判，对于金钱的占有欲，还是那样执著；那神情，还是那样贪婪！
　　他便是四川达县原副县长王泽珠，一个年届50的老干部。
　　他毕业于技工学校，当过装卸工、县经委副主任、钢煤公司经理，从1987年开始当县长，直到1996年颓然落网。
　　他拥有巨额钱财的贪贿行为一暴露，在交待巨额存款的来源时，他总是说：我从小就爱存钱，这是我人生一大爱好，这些，都是我一点一点存的……
　　身为副县长和铁山隧道工程指挥部工程长，王泽珠的确太爱钱了，也太爱存钱了。可这些钱一旦与他的职务联系起来，便使人看到被金钱腐蚀而痼疾难除，一味索取的贪婪形象。
　　在反贪干警的强大攻势下，他不得不一笔又一笔地交待自己的受贿款。他也清楚，每交待一笔，他都会失去一大笔“属于他”的财产；每交待一笔，都是在他身上重重地割下一块肉。痛心啊，他在受审期间，几乎每天都在抽自己耳光，刚交待一点又立即后悔，于是，自己抽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抽得脸颊发麻发木。
　　王泽珠是跌倒在铁山隧道工程的发包上的。
　　铁山，横亘在达川通往巴中地区、广元市的咽喉要道上，山势陡峭，弯多路窄，成了交通要道上的“瓶颈”。
　　进入90年代以后，改造这条公路提到达川地委、行署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改造这条公路的重点则是开凿铁山隧道。如果这条隧道开通，两个小时的路程则可缩短到20分钟，从各方面权衡，这条隧道都非修不可。
　　预算下来了，隧道工程造价高达1亿人民币。这是山区人民走向富裕要付出的代价。
　　争揽工程的勘查公司、建筑队、工程队都跃跃欲试，结果一番角逐，勘探设计和开凿工程分别被A勘察大队和B煤矿等单位投标竞争得手。
　　1996年春节前后，是人们一年中最“放松”的时候。亲朋好友不免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论世风，话题忽然转到开工不久的铁山隧道工程。
　　“工程还没开工，就送出去那么多钱！”
　　人们痛恨腐败，其言也愤愤。
　　别人都听听而已，唯在场的一名女检察官，细细地把这话记在心里。上班后，她又及时向分管反贪的领导作了汇报。
　　几乎是同时，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达川地区检察分院负责人的案头。
　　匿名举报信是以顺口溜形式写成的：
　　有人不像话，胆子特别大，隧道未开工，先捞一大把。企盼检察官，火速查一查，要想知详情，请找李不怕。来者务切记，亮明卫中华。
　　两条线索汇合在一起，证明了铁山隧道“有名堂”！
　　经反复查证，最后查明这位愤愤不平的人，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幕内人。
　　原来，这个勘察大队为了获得铁山隧道的勘探工程，指定了几个人领出现金28万元去“打通关节”，这是经过领导决定的。他们当然也知道这是行贿行为，为了掩盖，又以“青苗补偿费”、“民工工资”、“钻探进展费”等名义搞了三张假发票，冲平了账面。
　　可是，钱送给了谁呢？是否真的送出去了呢？这位“幕内人”也说不清楚。
　　单凭口头反映尚不成熟，关键是要取得证据。只有取得证据，才能迅速揭开行贿受贿的黑幕。
　　这位“幕内人”表示愿意配合。很快，三张按原样摘抄下来的假发票秘密送到检察人员手中，继而，又复印出支付此款的有关凭证。
　　证据在手，信心大增。检察官们将初战的突破口选在送钱人之一的D身上。他承认，的确领走28万元，只送出去12万元，还有16万元是用活期存起来的，准备机动使用。但这12万元送给哪些人，他却一问三不知。
　　在搜集到的相关材料里，检察官们查到了一个电话记录，上面写着一连串不引人注意的数字：王5000，张5000，牟3000，唐2000……
　　这几个姓氏迅速被检察官破译，原来与铁山隧道工程的指挥部成员名单相吻合。他们分别是：达县副县长兼指挥长王泽珠、交通局长兼副指挥长张清远、交通局副局长兼副指挥长牟川、高级工程师唐代全。巧合吗？偶然中肯定包含着必然！
　　检察官的突破口果然选得准、选得稳，D只得交待出送钱的经过。
　　A大队为了得到这个工程，不惜重金贿赂。他们送给王泽珠4.2万元、上述其余三人各2万余元。
　　孤证尚不足，检察官运用策略，取得了与D共同参与行贿的几个人的证据，他们的供词与D的供词基本一致。
　　铁山工程贪贿案外围战取得彻底胜利，检察官迅速把主攻方向对准受贿的指挥部成员。
　　冬天的清晨，寒气逼人，大巴山的浓雾把这座名城笼罩得严严实实。数十名检察干警分三路出动，将张清远、牟川和唐代全传到预定地点突审，同时展开依法搜查。
　　这三名副指挥长。高级工程师如同惊弓之鸟，如实交待了他们在发包铁山隧道工程中，与指挥长王泽珠共同或单独收贿的事实。
　　王泽珠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如同热锅上蚂蚁的王泽珠也在紧张地活动。就在检察人员对他的几个副手展开行动之时，他用手机将女婿火速叫到他家，手忙脚乱地打开保险柜，将一个小布袋交给女婿，让他赶快带走。就在女婿急匆匆要离开时，他一把抓住他，压低声音叮咛道：
　　“莫走电梯，走楼道！谨防有人！”
　　殊不知，网开一面，迫其就范，正是检察机关谋略。王宅已被严密监控，无论是电梯还是楼道，都已布控。根据对王泽珠身居副县长多年、关系网极广的情况以及对他贪婪心态的分析，检察机关认为他极有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转移赃款赃物和证据，于是布下了明松暗紧这一阵。
　　当王泽珠的女婿左顾右盼走进大门之时，监控的检察干警便知道有好戏看了。
　　果然料敌如神！
　　几分钟后，气喘吁吁的他下得楼来，一见围上来的检察人员，立即面孔煞白、浑身发抖。“啪”地一声，夹在腋下的小布袋掉在地上。
　　检察人员拾起一看，好家伙，里面有现金8.7万元、融资券20.3万元！
　　这一情况迅速反映到指挥部。一小时后，传来地委领导坚决支持依法查办的指令。办案人员立即传唤王泽珠，并依法对他的住宅进行搜查。
　　王泽珠已有思想准备，并自认为后事处理得很干净，便平静地宣称：勤勤恳恳几十年，为党为民，没有对不起党的事。
　　那么，29万元的现金和融资券是怎么回事呢？办案组抓住王泽珠贪婪的心态，及时使他明确“这29万是我自己的”，同时，对他的亲友和家人展开查证。大量的旁证材料证实，这是王泽珠的非法所得。
　　当这一事实已是铁板钉钉——实打实之后，王泽珠想改口反悔，已无济于事了。
　　可是，他又一口咬定：“除了这29万以外，再没有其他经济问题了！”
　　依法对他住处的搜查，未能搜出新的赃款赃物。在空空如也的家中保险柜里，也只搜出7个笔记本和两把钥匙。
　　只有8.7万元现金？没有一张存折？
　　办案人员把一张张融资券摆在桌面进行分析，发现都是两年以来的，前几年的根本就没有。为什么保险柜还有两把钥匙？经查实，这钥匙是另一个保险柜的。这一切，说明这个“县太爷”极有可能有大量赃款隐藏在某处。
　　可是，王泽珠滴水不漏，坚持说自己没有其他问题了。
　　办案人员的目光投向缴获的几个笔记本上。
　　果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笔记本中夹着一张记有银行存款时间、年限和数额的纸条，那数额累计起来有57万元之多。另一个笔记本上，写有“经干院晓云（3）、（4）、（3），银杏王九（3）、（3）、（4），春熙仕中（1）”等字样。
　　这肯定是某种密码。办案人员破译查实，晓云、玉九、仕中等都是王泽珠的亲属名字，那些数字的总数是21，这“21”极可能是21万；而三组数字前的“经干院”、“春熙”、“银杏”是什么意思呢？省城成都有一条春熙路，这倒是都知道的，那其余两个是不是与成都有关呢？目光投向成都。果然，成都有“四川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银杏酒楼！
　　达川的检察干警立即赶赴成都，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下，在经干院对面的储蓄所、春熙路储蓄所和羊市街西延线的银杏酒楼旁的王建墓储蓄所里，查出王泽珠7笔存款共21万元。
　　同时，成都之行，还查出他用14万赃款购置的私房一套。
　　起获赃款赃物共62万元的战绩，使办案人员胸有成竹。
　　审讯室，王泽珠还是一副“再没有其他问题”的模样，不肯正眼看检察人员。
　　一声断喝：“王泽珠，抬起头来！”
　　王泽珠双眼圆睁，看到检察人员查获的巨额存款依据的复印件，全身一下子瘫软下去。
　　一声绝望的嚎叫从王泽珠的嗓门里挤出来：“我完了！彻底完了……”
　　审讯室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
　　王泽珠的防线彻底被突破。
　　他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待。自1986年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贿赂304000元。
　　那么，这些钱放到哪里去了呢？
　　王泽珠交待，早在3个月前，他就找来妻妹夫，去买了一个保险柜，将存折和成都的购房凭证转移到这个保险柜内，把保险柜藏在妻妹夫家中了。
　　检察干警立即前往起获赃款赃物。可赶到他妻妹夫家，保险柜却没有了。
　　在凌厉的攻势下，王泽珠的妻妹夫不得不交待，王泽珠的存折和购房凭证等的确在他这里。王泽珠被抓进去后，他和王泽珠的女婿商量，要打开这个保险柜，但钥匙已落到检察人员手里。两人一合计，又去商量购买了同一型号同一颜色的保险柜，准备着检察人员由钥匙追到保险柜时，抛出一个空保险柜来金蝉脱壳。想倒是想得挺圆满，可保险柜买回来，才猛地想起：保险柜是一样的，钥匙却不一样，怎能蒙混过关呢？情急之中，再无他计可施，只得砰砰一阵乱撬，砸开旧保险柜，取出存折等物。然后将两个保险柜扔进大河里……
　　缴获了赃款赃物，王泽珠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只得一笔接一笔地吐出接受赃款的事实。
　　“我从小就最爱存钱，这是我最大的爱好。这些钱，都是我一点一点存的……”这位当初的“县太爷”曾威风八面，此刻不得不委屈地暴露内心的隐秘。
　　他的这个“爱好”和他的职务、权力相结合，很快就暴露出“贪婪”的原形。
　　1989年秋天，达县投资7000多万改造县氮肥厂，上马一个新项目，分管工业的王泽珠担任了这个工程的指挥长。一上任他便整肃原指挥部的领导班子，换上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懂得起”，可以引以为友。这个人是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在乾，王让他掌握财务。设备购置的大权。这个孙副主任（副县级），莫名其妙被选中，自然有桌面上的理由：原担任过氮肥厂厂长，而深层次的原因呢，两人是心照不宣的。从此，如有包工头行贿或购买设备的回扣，他都要给王泽珠分一半，两人和和睦睦，共同“发财”。孙在乾先后17次收受各方贿赂近20万元，把其中的近10万元分11次送到王泽珠手里。他们的“友情很铁”，也延续得很久，直到王泽珠被抓走的那天早晨，风声已紧张得不能再紧张了，孙在乾还顶着寒风，给他送来包工头的一万元贿赂……
　　又一个县处级干部露出马脚！
　　检察干警迅速扩大战果，查出孙在乾收受大量贿赂的事实。
　　王泽珠还在沮丧地交待，又牵出一个接一个的贪婪嘴脸。
　　他自从担任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以来，主持了一些项目，”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将一些工程发包给包工头W，而W则知恩当报，又源源不绝送来一个又一个的红包。
　　万合铁厂立项上马了。W想做这个工程，找到王泽珠。王泽珠一个电话打到该铁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家里，要他把工程交给W，对方同意了。W则在没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揽下了这个造价550万元的基建工程。紧接着，王泽珠又不遗余力为这个包工头奔走，使他揽到了总造价为1300余万元的基建工程。同时，他还多次出面，帮他催收工程款。W则分三次送给王泽珠共11万元。
　　在令他彻底翻船的达川——广元公路的铁山隧道工程中，他利用指挥长的身份，掌握着合同签字权力，A勘察大队通过多方联系和谈判，与指挥部签订了总金额为300余万元的3个勘察合同。自第一个合同履行结束，为了使合同继续履行，并尽可能地多获取利益，该勘察大队大队长主持集体研究，分别以感谢费、好处费等名义，及邀请王泽珠参加赌博发赌资的方式，共向他行贿4.2万元……
　　根据王泽珠的交待，检察人员又挖出达县特殊钢厂厂长受贿10余万元，钢厂党校书记受贿数万元的案件。
　　“铁山隧道工程串案”一举挖出9人，其中副县处级干部二人，共查实犯罪金额12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我是如此的贪得无厌！我痛恨不已！金钱毁了我的政治生命！毁了我的家庭，毁了我的人生！
　　“金钱是恶魔！我过去所追求的金钱，今天成了我最痛恨的根源，一想到金钱我就有气！”
　　年过半百的王泽珠最终大彻大悟的悔恨，给一切迷信权力可换来金钱，金钱可换来一切的贪婪官员，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
　　这个由于自己的贪婪，彻底完cheng r生角色转换的老干部，终于没迎来绚丽的人生晚霞。
　　他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他的余生将在冷寂和悔恨中。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贪婪、诅咒金钱。金钱本身无过错，害他的是贪婪。
　　让鸟儿坠上金块，它只会颓然倒地。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0

四

　　　　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
　　　　　　　　　　　　　　　　　　　　　——《后汉书·陈蕃列传》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韩非子·喻志》

　　“贪婪”二字，害了多少曾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他59岁了，拿他的话说，就是“一只脚已踏进退休的门坎里”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个被誉为“优秀企业家”的重庆起重机厂原厂长张某，便以他的59岁为分界线，人生之路被分为两个板块。
　　他的确有功于企业。他上任时，这个厂正处于严重亏损的泥潭里，他立下掷地有声的军令状：头年打基础，两年迈大步，三年大变样！回顾当年的情景，那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头扎进工人之中，抓管理、抓改革、抓质量，把握住市场走向，开发新项目。奇迹出现了，当年便实现了扭亏目标，第二年消灭了赤字，第三年销售收入便创了历史最高水平。工厂名列重庆市工业企业“五十强”之中，他本人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选为党代会代表，各种光荣称号更是不计其数。提起他们的厂长，全厂数千名工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是个好当家！”
　　在这个时候，这位工人出身的张厂长不冷静了。迎来人生的辉煌顶点，他产生了是本人拯救了工厂、拯救了全厂职工的想法。随着退休时限的日渐逼近，劳苦功高的念头愈发膨胀，“何不趁机索取点辛苦费”的想法挤进了他膨胀的大脑。
　　二分厂要扩建一个车间，各路建筑人马纷纷找上门来。
　　张厂长暗自琢磨：发财的机会到了。
　　他已物色到一个关系公司。
　　殊不知，捷足先登的是他的副厂长，他也有自己的关系户。两人暗暗较劲，都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工程交给自己的人去干。
　　正在对峙之中，第三家建筑公司的郭老板又登门拜访了。他可两人的关系户都不是，但他一口表示，只要能搞定这个工程，一正一副两个厂长各给一万元。
　　副厂长首先欣然同意，他知道僵下去自己也不一定能拿下工程，乐得有第三人来“解套”，反正都是得钱嘛！
　　他惴惴不安地找张厂长摊牌，满认为这位”优秀企业家”还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摆出铁面无私、一心为工厂的架式。哪知道，厂长一听，爽快地一口应承：“好嘛，很好嘛！只要照这个样子办，给谁不是一样呀？”
　　副厂长恍然大悟：他也不过如此。
　　两人便欣然合作起来。
　　起重机厂附近的乡镇要办一个工厂，找到老大哥要求支持。这样的事，符合政策、也符合工厂的长远利益，起重机厂便在技术上派人去指导。这个厂很快就运转起来了。
　　村干部悄悄给张厂长送来一个纸包：“我们村有了这个企业，全靠您的支持，这是点‘小意思’……”
　　待村干部离开，他打开纸包一看：呀，一万元！
　　从此，这位“老大哥丫长更热衷扶持。支援乡镇企业了。背靠大树好乘凉，村里又办起了机械厂，很快见了效益。春节到了，村干部又送来一万元，很快，又送来价值近1.5万元的高档手表。
　　随后，他又答应帮助扶持巴县（现巴南区）的小厂开发新产品，又进了1.8万元的财物。
　　他贪婪之心越来越大，作为总厂厂长，受贿的手竞伸向他的分厂。他的这个第二起重机厂，是总厂数年前收编一家街道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浪潮，使得这个厂羽毛丰满，除了总厂分配的业务外，还自己外出揽业务，这一次，竟与总厂争起了业务。他自然不同意，并扬言要把所有的业务权都收回来。分厂厂长急了，找到说客撮合，塞上一万元，他便笑逐颜开，与他的分厂厂长“相对一笑混恩仇”了。
　　短短的两年，这位迅速崛起的厂长，又迅速坍台，11万余元的受贿款成了人生分界线上不光彩的界碑。
　　他的欲望膨胀了，刚见起色的起重机厂又急剧滑坡了。到了他“三年大变样”的诺言实现的第二年开始，连续出现亏损。这正是他思想抛锚、吃里扒外的必然后果。
　　可他仍然认为自己有功，不仅有功于起重机厂，而且也有功于乡镇企业！
　　锒铛入狱后，他仍然自恃功高、认为自己的一味索取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他一本正经地写信给检察干警，大呼冤枉：在我的扶持下，这个村成了“亿元村”，我是有功的，我为他们日益操劳，他们聘我为经济顾问，拿点报酬，完全不是受贿，完全是该得的……
　　什么是“自恃功高”？什么是“一味索取”？什么是居功后走向贪婪？这位将近六十的厂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贪婪的祭盘是永远填不满的！
　　除了法律力量的震慑，除了制度上的约束，更需要借助社会的道德力量，也更需要这位握有实权的“公仆”的个人人格力量！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2

第三章　权力的异化
　　　　　　　　　　——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狂妄心态

　　　　　　　　　　　　　　　　　一

　　　　人有晚节不终者，非是两截，盖本色才
　　露耳。
　　　　　　　　　　　　　　　　　　　　——清·申涵光《荆园小语》

　　　　毫毛不拔，将成斧柯。
　　　　　　　　　　　　　　　　　　　　　　　——《战国策·楚策》

　　1997年春天，从菲律宾传来一个令关心本事件的中国人松了一口气的消息。
　　据新闻媒介披露，菲律宾有关方面承认了我国公证机构开具的一份公证文书，这份文书是为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依法开具，并经外交领事认证的。这意味着，轰动全国的中国长动集团的65万美金国有资产流失案中的流失资金已全部追回，避免了境外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于志安机关算尽，最终也是鸡飞蛋打。
　　于志安何许人也？
　　他原是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
　　他长期巧于伪装，工于心计，暗地里却专权捞钱。他用7.5万元办了一个长期护照，把长江动力公司在菲律宾注册资金50万美元、电费年收入为1000万美元的电厂，在注册初期便以个人名义注册。他见时机成熟，便干1995年5月叛逃国外，以为可将此电厂据为己有，在国外当一个富有的寓公。
　　1995年9月，中国长动集团作出了免去于志安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职务的决议，依据菲律宾的国家法律规定，凡公司董事长变更的这类文件，必须由投资者所在国的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外交领事认证后才能变更注册。武汉市公证处在1995年和1996年中，分别为长动集团董事会的若干声明、决定决议办理了公证文书，证实于志安将长动集团投入菲律宾公司用作注册资金的50万美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属个人所为，是侵吞中国国有资产，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
　　于志安最终是打错算盘！
　　可是，这样一个著名企业的负责人，为何会堕落到侵吞国有资产、叛逃国外的地步？为何他竟狂妄到这种能以个人名义将国有资金注册，在国外开设工厂的地步？
　　出逃菲律宾的那年，他刚过60岁。
　　说他曾是武汉市最有名望的企业家，这并不是夸张，可他却干出共和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卑劣勾当！
　　他是骄横跋扈、国空一切、狂妄至极的典型。
　　他曾是社会聚焦的风云人物。他大学文化水平，12岁便参军、16岁入党，并参加过辽沈战役。研制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有他付出的心血；把武汉柴油机厂建成全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企业，有他流过的汗水……“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条腿也被打伤致残。
　　“文革”结束后，改革的浪潮呼唤风云人物，于志安就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这时的工厂，已亏损200多万元，难以为继，5000多名工人不堪重负。于志安上任后，竟作出了与国家“断奶”的决策，引起一片哗然。可他仍然坚定地认为：没有办不好的企业，只有没办好的企业。
　　“断奶”，这就意味着5000多名工人将背着沉重的亏损包袱，蹒跚地走向风云莫测的大市场。
　　十年奋斗，弹指一挥间。10年中，于志安领导下的企业，实现了从“卖发电设备”到“卖电厂”再到“卖电”的三大策略，利税以年均10倍的速度增长，10年间增长100倍，跻身于“中国500强企业”的行列。
　　弄潮商海，找准市场，这是于志安的第一板斧。当时，中国尚处于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中，他却瞅准市场，迅速开发新产品，不到几年，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母子型”中小型系列发电设备便覆盖市场，扭亏为盈。
　　走集团化道路，创规模效益，这是于志安的第二板斧。刚崭露头角的汽轮发电机厂，迅速改组为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他提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用企业管理企业”、“用企业振兴企业”，兼并了武汉照相机厂总厂，接管了武汉建材工业局以及下属的30多家企业……很快，这个集团成了横跨10大行业，有200多家单位的横向发展的集团公司。
　　“三个一总承包”，这是于志安的第三板斧，是“卖电厂”的具体实施。其具体操作是，“用户提供一块地皮，按总造价开出一张支票，我们保证合格地交出一把钥匙”，天津成功了，深圳也成功了，而且深圳的这座电厂是与香港合资兴建的。
　　走向世界，建厂卖电，这是于志安的第四板斧。长江动力集团开始向国外发展，他的口号是“向海外开发，到国外争利”。在这种思路下，长动集团先后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承建水电站，并与孟加拉国、印尼、斐济等国合建一批企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菲律宾国家电力公司签订了一项重大电力工程合同，建造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
　　于志安使企业起死回生，让他一时间成了英雄。显著的经济效益掩盖着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贪欲，闪光的荣誉掩盖着他日渐扭曲的心态和狂妄举动。
　　由于长动令人瞩目的成绩，于志安本人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湖北优秀gong c dang员、武汉特等劳动模范、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管理专家等荣誉。
　　荣誉能体现政绩，也能掩盖以权谋私的劣迹；荣誉能换取职务，有了职务便可获取更大的权力，助长专横跋扈的气焰；荣誉都获得保护和信任，一时间，于志安成了“救企业的能人”，哪个部门不景气、哪个企业面临窘境，有关部门都会想到于志安，让他去兼并……
　　事业的壮大，人生的辉煌，却催发了于志安的邪念。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伪装得很巧妙。
　　在企业管理上他不断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口号和新思维，在勤政廉洁方面，他也提出了一个使各界人士不得不点头称是的口号，他发明了一个“10—1＝0”的等式，其含义是，一个企业家，如果用十分之一的权力去谋私，即便是其他事业搞得再好，工厂的效益也等于零，因为厂里的其他干部职工也会上行下效，用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的精力和权力去谋私，导致企业无效益。他不仅有口号，还有具体行动。在号称“火炉”的武汉，作为一个厅级干部，他十多年不换坐车，居然还是苏产伏尔加旧车，而且还没有空调。他大讲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厂里修了一批又一批的职工楼，可他始终住在两间半的平房里没有撤出来。
　　大奸似忠，大贪似廉。——
　　他秘密派人从内蒙古购买鹿鞭、驴鞭等高档滋补药材私下享用，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国“考察”，常住总统套间一类的高档客房，500美元以下的房间一律不住，而且还常常动用直升飞机独往独来，他已经在秘密为自己安排“退路”。就连他曾一度获得职工钦佩的“节约”之举——企业那么多的专家和翻译他一个也不带，总是只身出国，在当地聘请翻译——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为避人耳目，最终将国有资金鲸吞入腹创造条件……
　　于志安目空一切的霸道行径也越来越升级。
　　长动集团下属的国营汽轮发电机厂实有资产4.2亿元，于志安瞒天过海，狂妄得置一切于不顾，个人作主便将这个厂48％的股权转让出去。
　　他根本不服从上级的归口管理，打着改革的旗号，长动集团的职代会、董事会、党委会、监事会、股东大会都统统成了摆设，唯自己独尊，成了实际上的“太上皇”；长动集团成了“无上级主管”的企业，他不送一份报表给上级主管单位，也不理睬工会组织对他多年不开职代会的干涉，连职能部门要进厂检查，他也敢派人堵在前厂门不让进来……
　　他打着“以法治厂”的招牌，搞重罚主义。而他所谓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他的话。他想治谁便治谁。企业内大搞封建家长制，任何人都不敢不服从。一些下属企业的副总经理，说撤职就撤职了。一名青年工人晚上在厂门口哼了几句歌曲，于志安说这人干扰了他休息，一句话便降了他一级工资；春节，他发现一个车间主任在向职工拜年，便将这个主任撤了职。一个外商表示要送一台机器给长江动力集团，一位企业负责人说这机器没用，反倒要搭上几万元的运费划不来，于志安大为恼火，当场宣布将这位领导免职。直到于志安出逃之后，这机器还堆在那里，成为这个“太上皇”专横跋扈的无声证人……
　　他在干些什么？谁也不敢过问，直到这一年的5月，人们才大吃一惊。
　　江南已是莺飞草长，长江动力集团公司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心里却像掉进冰窖里似地，寒透了心。
　　于志安从国外返回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
　　经我国驻外大使馆证实，于志安已在菲律宾。可他出逃到菲律宾干什么呢？
　　人们随即发现，“长动”在菲律宾的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早在建造之初，就是以于志安个人名义注册的！。
　　从菲律宾的法律来说，这家电厂已是于志安的私人企业！
　　武汉人惊呆了，全国上上下下震动了！
　　这种掠夺式的犯罪，是一个从“英雄”到“出逃”的狂妄之徒创造的一种新的犯罪形式。
　　他用瞒天过海的手法，翻手覆手之间，便成了寓居国外的富翁！
　　他过去创造的“业绩”，实际上是他积累劫掠国家公有财产、劫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财富、劫掠人民大众血汗的资本！
　　浩浩长江，惊涛拍岸：
　　为什么，我国有些监督制约的办法这样脆弱？一定范围内权力的相对高度集中，便会带来对权力监督的松弛乃至失控！
　　为什么，“个人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的弊端会假借“改革”而大售其奸？近年来，效益是上级对企业考核的主要指标，只要效益好，便一俊遮百丑，掩盖存在的问题，放松对监督制约机制的构架和运转。像于志安这样的人，便会钻经济管理薄弱的空子，将国有资产肆意转到账外、甚至转到国外。一般的贪污受贿、假冒虚领所获取的利益，比起于志安这样骄横狂妄的“鲸吞”来说，都是小巫见大巫，只能称得上“蚕食”。而效益好的企业，总有许多发展机遇，比如像“长动”建立跨国公司，向国外拓展；一般的效益好的企业，也有技术改造、增进人员、购买材料、销售产品等机会。因此，相对于国空一切的法人代表来说，更多了贪污受贿、鲸吞蚕食的机会
　　为什么，社会舆论在很长时间内，对像于志安这样的“能人”都只是唱赞歌，而不是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我们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情况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一段时间来，怕在企业里谈反腐败，认为反腐败会束缚厂长经理的手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市场经济中，请客送礼是搞好企业的润滑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搞改革开放就要请客吃饭”。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模糊了人们的认识。有人说，“闯红灯”、“绕着走”是魄力大、点子多；也有人说，挖掉了“蛀虫”，就是赶走了“能人”，最终会堵住了“财路”，端掉了工人的“饭碗”。于是，只能讲成绩，不能挑毛病说监督的氛围形成了，企业里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制形成了。讲监督成了一句空话，靠经营者的良心去约束权力，常常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一旦出现于志安这样“良心大大坏了”的蠹虫，那便是企业的一场大劫难……
　　没有良心的权力是无耻的。
　　没有权力的良心是无力的。
　　“于志安事件”，是一记警钟、是一记重锤，它将久久地在我们耳边鸣响，在我们心中敲击。
　　流失国外的国有资产的追回，令我们松了一口气，但精神上，我们不能松懈。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2

二

　　　　祸生于得意。
　　　　　　　　　　　　　　　　　　　　　　　——汉·刘向《说苑》

　　　　疾小不加理，浸淫将遍身。
　　　　　　　　　　　　　　　　　　　　　　　　——宋·欧阳修诗句

　　无独有偶。
　　在上海滩，也有那，么一个久负盛名的企业家，在退休之前，终于因一颗贪婪自大的膨胀之心，跌倒在钱眼里。
　　他叫杜春芳——名字像是纤纤少女，而实际上是一个满头白发、正满花甲的老企业家。
　　同于志安一样，他也创造过一“经济起飞”的奇迹。他将一个原来只能生产小零小件，资产不足200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世界上生产铆钉规格品种最多的企业之一，创造了16年之中，利润增长17倍的惊人事迹。
　　同于志安一样，他也是凭着智慧和勇气，大胆跃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完成了惊险的跳跃。20年前，40岁的他当上了上海抒销厂的厂长。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建筑业的勃兴，排排运用新材料新工艺的建筑物不断矗起，一场革命正在建筑业兴起。尽管他的工厂生产的各类扦销在市场上还走得动，他已把目光投向更远：钢制门窗代替木制门窗不到几年就会成为定局。他准确的判断带动了企业的转向，当时，铆钉尚不为五金业看好，他果断地决定转产铆钉，并趁热打铁，把“上海钎销厂”改名为“上海异型铆钉厂”。迎接他的是各种困惑不解的目光可他却不管不顾，全方位地展开各种铆钉的研制，并获得数项专利。他的名言是，不仅要迎合市场，也要培育和诱导市场。于是，他的几十个促销小组走向全国，很快，随着建筑业的大趋势，他的产品占领了市场。
　　同于志安一样，一颗跳跃的心、不断的追求，让他走上事业的顶峰。市场占有的实现，并没有让他陶醉，他向西欧引进了全套现代化监控设备。他不满足国内市场，而要向国际市场进军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前提，是必须使自己的产品保证质量。这套设备花去几百万美元，可他觉得值，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的确值。很快，他的产品质量迅速提高，经国外权威鉴定，达到了国际第一流的先进水平。具备了向更广阔领域拓展的潜在力量后，他又着眼企业整合。以上海异型铆钉厂为核心，他组建了上海安字异型铆钉联合（集团）公司和中外合资的珠海立得利五金有限公司，并且，如同滚雪球一般，在中国东部、西部及南部创办了多家联营企业……一时间，在五金建筑行业，他简直成了改革的化身、开拓进取的代名词……
　　同于志安一样，在获取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他也获取了数不清的闪光荣誉。他的企业，先后获得国家二级企业、轻工部优秀企业、上海文明单位、上海市优秀工业企业形象单位等荣誉称号；一大堆头衔和职务也接踵而来，他多次获上海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也同于志安一样，与他事业发达、人生辉煌同步，他的专权蛮横的思想开始膨胀，连具体作法和一些语言都惊人地相似。
　　他说，我只是一个厂的法人代表，但上级能把我怎么样？我不听话又怎么样？我多拿几十万的利润，他们的效益指标才能摆平。他也打着改革的旗号，要追求一种“无主管领导、无行政干预”的企业。在管理中，他置一切监督于不顾，经营决策、机制转换、股份权益等许多重大问题，根本不汇报不讨论，全是一人说了算、声声“杜老板”，把他叫得心花怒放，更使他膨胀得不知天高地厚。他也搞“依法治厂”，实施重罚主义，而法律实际上就是他的话。一句话就可以任命一批中层干部，不打报告也可随意免去一批中层干部。一个中层干部上午被任命，下午就被莫名其妙地免职了。原来，这位新受命者中午请了几位朋友吃饭，“杜老板”认为他在讲自己的坏话，疑心一起，干脆免了算了！一个中层干部更冤，饭桌上没向他敬酒，酒席一撤，他的职务便被宣布“没了”……
　　也同于志安一样，他要巧妙地伪装自己。
　　他的子女借他的光，也开了个私营公司，而经营的又是铆钉。借老子的牌子赚老子工厂的钱，惹得全厂上下侧目。他便正经八百地发了一个通知，要大家不给他子女的公司以任何优惠条件，更不能损害本企业的利益。这个措词恳切、义正辞严的通知，显示了他的清廉。可是，当真地这么做了，他的“依法治厂”的重罚政策便很快兑现，等待这些干部的，便是撤职、调离……而在私生活中，这个已白发满头的人，更是不检点。他不断地提拔年轻女干部，一个比他小近二十岁的技术员，很快提到副总经理、副董事长的位置。而他俩的交往，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杜老板”不止一次地感慨：自己对工厂企业的贡献这么大，说叫退休就退休了，不趁机吃点拿点，真是不合算。
　　这一点上，他便与于志安不一样了。于志安是深藏不露，一鸣便惊人；而他则是奉行蚕食主义，讲究个能捞则捞，锋芒毕现。
　　他视联营厂和下属企业为自己的小金库，随意支取。后来干脆办了几张信用卡，成了潇洒的持卡族，想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
　　他的另一个手段是报销，不管什么发票，都要找个借口去报销。
　　再就是赤裸裸的索贿。对于有求于他的联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他可以公开启发：“我为你们办了那么多事，给我什么好处呀？”于是，一套住宅的钥匙到手了，他还不满意，提出为什么不装修一下？对方只得乖乖照办，因为今后有求于他的还多得很！正如他狂言宣称的那样：“我多办些厂，多放些产品给你们做，不就什么都有啦？”
　　终于，这个14岁便从苏北农村独闯上海滩的苦孩子，在金色的余晖已映上前额的时候，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人民法院以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他有期徒刑。
　　可以捎带一提的是，这个白发苍苍老人宠惯“成长”起来的那个红颜知己，也同他一道，站到了被告席的位置上。
　　企业不是唐僧肉，经不起腐败分子的任宰任吃！你即便有功于企业，这个企业也不是你的小金库！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3

三

　　　　本弊不除，则其末难止。
　　　　　　　　　　　　　　　　　　　　　　——《史记·酷吏列传》

　　　　木之折也，必道蠹；墙之坏也，必道隙。
　　　　　　　　　　　　　　　　　　　　　　　——《韩非子·亡征》

　　严格地说，他离退休的年头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把他列为“五十九岁现象”之中，或许不合适。但是，考察他的心路历程，竟与于志安、杜春芳这些人何曾相似。
　　他姓薛，翻船前是东北某省的省总工会副主席。这是一件曾震动北国的大要案。
　　他也有艰苦奋斗的历史，在一家纸厂当厂长时，锐意改革进取，使这家原本不景气的厂子迅速走向辉煌。于是，他也拥有了如此多的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特等劳动模范、省轻工系统优秀厂长，立过大功、一等功……
　　从小很穷的他，尝到了成功的甜头。他傲视全省轻工系统，禁不住通体兴奋，也打开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渴望获得更多的荣誉。他知道，荣誉能体现政绩，获得重大而众多的荣誉，是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有了荣誉，还能换取职务，就会获得有关部门或有关领导的赏识而得到提拔；有了荣誉，还能获得种种特殊的保护。
　　工厂搞50周年厂庆。他对厂史图片展览格外青睐，不遗余力地指导和指点。结果50周年的历史重重的一页，是他的奋斗史、贡献史。
　　忘记“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的领导者，失去理智的结果是不惜弄虚作假、骗取政绩和荣誉。
　　当全国轻工系统要召开现代管理成果经验交流会的消息被他得知后，他意识到这是提高自己知名度的绝好机会。他几赴北京，把会议争取到纸厂来开。可什么是“现代化管理”，纸厂根本谈不上经验，于是他又是组建写作班子，又是临时成立“现代化管理办公室”，居然生编活造搞出一套“经验”。
　　在东北轻工系统的安全生产经验交流会上，他不顾客观事实，竟脸不红心不跳地介绍厂里“人人都能背诵安全生产守则”的经验……
　　“谁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他滚下台！”这个在成功面前膨胀了头脑，扭曲了一颗正常的平常心的厂长，常这样显露自己的专横。一位副书记对他弄虚作假、爱标榜自己有不同看法，竟受到他别具一格的惩罚：在党代会上，副书记宣读闭幕词，仅仅两页纸的演讲过程，竟两次停电，搞得他十分窘迫，最后连副书记的职务也丢了。而他与这个副书记，还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
　　骗取荣誉，弄虚作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以权谋私。
　　在这个厂长的犯罪活动中，自购自批自己报销物品和私设小金库，是他的主要手段。
　　在登上荣誉的高峰时，他内心的东西已开始显露出来了。外国专家离开工厂留下价值数万元的工具，他指示以差旅费名义支出同额现金，金蝉脱壳地将其中2.5万元存入小金库，5000元揣进腰包；厂庆生产的特制“礼品表”，没送完的100多块，他全部自己“保管起来”……
　　一步一步，他为自己套紧了绳索，离开工厂上调省总工会时，竟把小金库的钱变成自己的了。
　　前脚登上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脚就有检举信赶到。
　　经过一番曲折的较量，检察机关查明，他在任纸厂厂长期间，贪污公款、公物共折合人民币13.8万元、贪污美元4000元，利用职权在业务活动中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300元。
　　人民法院最终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数罪并罚的罪名分别是贪污罪、受贿罪、流氓罪。
　　贪污罪和受贿罪是对他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的定性。
　　流氓罪则是对他搞权色交易的定性。
　　同于志安、杜春芳一样，他也在追求“潇洒的人生”，不同的是，他显得更专横、更霸道。
　　当一名有求于他的美貌女士找到他办公室来时，他的一双眼睛便定定地落在她那白嫩的肌肤、婀娜的曲线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面。在充分欣赏了可餐的秀色后，他急不可耐地约她去家里细谈……
　　一次，两次；一个，两个，他竟一发不可收拾。尤为可恶的是，当两人翻滚在床上时，他竟打开录像机自拍键，录下他认为风流潇洒，实则恶心下作的场面，录进呻吟、喘息的快活声音……
　　腐败分子，搞权钱交易是那样专横、那样日空一世，搞权色交易时，也视女人为玩物，作贱女性、凌辱女性，显得那样狂妄、霸道！
　　无期徒刑！足够他在高墙内度过他的晚年岁月了。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3

四

　　　　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
　　　　　　　　　　　　　　　　　——元·杨显之《临江驿万湘秋雨》

　　　　代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管子·形势》

　　要考察“五十九岁现象”中腐败分子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狂妄心态，不能不提到窝案、串案。
　　窝案、串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不过，望文生义，也可揣摩其中的含义。
　　案中有案、案中套案、案中再串案。
　　抓住一个，便可牵出一串。
　　牵出一串，便可掏出一窝。
　　这是当前中国反腐狂飙中令人瞩目的一个现象。
　　互相掩护、互相壮胆，彼此均为对方关系网上的“目”，于是，大家胆也壮了，心中底气也更足了，因而经济犯罪的势头更猖狂。
　　四川汽车制造厂的总会计师（副厅级）陈果如，一把算盘手中拿，纠合起厂里的财务处长、副处长，四把算盘打的却是自己的发财“小九九”。
　　三年时间内，工厂的近五十万元人民币被他们手中的算盘子儿拨进自己的腰包里。
　　他们截留资金吃利息。一次，当业务协作厂将1.8万的返回服务费汇到四川汽车制造厂后，本该及时上涨的资金，他们却不作任何记载，直接存入银行。三年后这笔钱下了“儿子”，几人便连“妈”和“儿子”一起瓜分掉，并投入股海，作为自己的投资，重新指望它生出新的“儿子”。
　　其后，常有可以动手脚的钱款汇来，几人总是各显神通，争取吃掉，手段当然是多种多样，基本方法则如出一辙：不入账，暗吃利差。这样，总会计师共吞进3.4万元，一个财务处长，两个副处长分别吞进3.35万元。
　　会计，本是一个企业的管家人，可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力，挟权自重，另搞一套。他们搞得“较为出色”的是为自己“设奖金”，设立的项目当然是挖空心思，对外面干部职工的正常报销百般卡压，而对自己却那样“慷慨”：与税务机关打交道，争取到优惠政策，这本是一个企业会计人员应该做的，可是，他们却认为是为企业“创了收”，是有功之臣。既然是“有功之臣”，那么，就要奖励。可是，没这个政策呀！不要紧，自己订立一个就是了。
　　于是，按优惠政策的总金额，提取0.5％作为奖金。就这样，15万元便被几人高高兴兴地分配完毕。
　　搞会计的，脑瓜子灵活，一旦为自己的私利转动起来，是会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妙招。
　　税务机关本着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精神，审查批准厂里的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共减免税额713万元。
　　既然争取到减免713万元的税款，意味着厂里少上税713万元；既然少上税713万元，不就等于我们为厂里挣回713万元吗？
　　——这便是他们的逻辑，即便是以后坐到受审席位上，他们还这样振振有词地辩护。
　　几人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胆儿更壮了，腰儿更直了，愈发觉得自己有功该奖，愈发感到鼓捣点厂里的钱是理直气壮的：既然有功，吃点拿点又算啥嘛！
　　总得想个名目……“对了，就叫税务咨询费！”
　　他们采取加大厂部干部工资总额的办法索取了“咨询费”共七万多元，四个人各分得一万多元。
　　胆气壮了（应该读作“贪婪之心更狂妄了”），搞钱的道路便越走越宽广。
　　不久，税务机关决定给厂里退税288万元，这种开发新产品的退税举动，是国家作出的明确规定，可这几把铁算盘算来算去，还是把帐记在自己功劳簿上。既然有功，还是得奖！
　　叫奖金不好，还是叫“税务咨询费”隐蔽些。
　　几人一碰头，政策又制定出来了，先按退税额1.5％提取，可提4.32万元，再加上2万元“打点费”，可一共提6万多元。
　　轻车熟路，他们又似开工资的名义出具凭证，提出6万元，5万多元几人自个儿论功行赏，分而揣之。
　　既然叫“税务咨询费”，总得税务人员多少分点，才说得过去，所以也抽出三万元“打点”税官，于是“串案”便这样形敬意不散地串向税务部门。
　　那么，有没有真正向税务部门支付“税务咨询费”的呢？是有的，改革开放年代，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四川汽车厂试制了一种新产品，获减免1513万元税款的优惠，为了酬谢，工厂便送去22万的“税务咨询费”。
　　送咨询费的是几位财务处长。他们一手送22万元，一手又摊开了：
　　“给你们这22万，我们也功劳不浅哟！没有我们极力主张，恐怕不行呢，给点‘想头’来！”
　　于是，这个税务机关又不得不反过来给这几把铁算盘“回扣”：“按咨询费的20％到30％给你们回扣。如何？”
　　几把铁算盘互相对视一眼，心里如此这般一拨弄：可得5万元左右。几人又对视一眼，明显表示不满意。副处长是一名女将，便勇打头阵：“我们财务处那么多人，咋能够！”
　　于是再扣2万，一共获“回扣”7万元。
　　说是那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四副颜色，几个人各分17500元，大家都笑呵呵的。
　　外战内行，内战也是内行。本厂的业务部门要发奖金，厂长批了条子要财务处办。
　　财务处已成雁过拔毛之地。
　　“不好办哟，奖金都要纳入工资总额的，这是规定！”女财务处长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她兜里有的是政策和规定，她可以找来为自己发奖金，也可以找来不让别人发奖金。
　　来人只好忍痛让她拔毛：“你只要为我们办理，我们会感谢您的！”
　　“有门！”女财务处长有劲了，“别说漂亮话，怎么感谢？”
　　“我们给你们一万！”对方咬咬牙，说出一个数。
　　“一万够啥？”女财务处长细眯着眼，拉长了脸，“我们财务处那么多人，咋能够！”还是那句老话。
　　对方只好答应再给一万，一共两万元留给财务处作“表示”。这“表示”是很重的了，他要领取的奖金是8万元，这一下子就去掉四分之一。
　　这哪里是雁过拔毛，简直是砍了一大砣肉！
　　说是“那么多人”，实际上也是他们四人。大家又高高兴兴各分得5000元。
　　他们没有能笑多久，东窗事发，大家一起申进牢狱。
　　铁算盘，算什么？
　　算来算去算自己1
　　权力是一种资源，一旦与腐败联姻，便有一种疯狂的效应，而权力、腐败再加上结伙，其掠夺社会共有财富的烈度是极为可怕的。
　　权力性结伙更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狂妄心态推波助澜到一个令人瞠乎其后的程度。
　　管理救灾扶贫款项，是民政机关体现党和政府对受灾、贫困公民的关怀，而管理、使用好这笔资金，是民政干部的神圣责任。在陕西省民政厅竟出现了10多名厅处长挪用侵占救灾扶贫周转金的案件。1993年到1994年以来，陕西省民政厅长靳建辉、副厅长蒋天才、郑应龙，处长张铁功、张万华和副处长王兴茂等12名厅处长，竟前后利用主管农村救灾扶贫和城市福利事业等工作之便，以拆借、投资、入股等形式，挪用侵占有关救灾扶贫周转金、福利生产资助金、社会福利生产管理费、复退军人安置费、福利企业技改贷款、民政事业费等专项资金达1100多万元。他们还利用支配调拨救灾扶贫周转金和经手管理救灾物资，负责基建工程等职权，采取索要和收受回扣款、“辛苦费”、“感谢费”、“活动经费”等手段，贪污受贿、私分公款达70多万元……
　　真是惊人，就在这个陕西省，不久前也出现过一个市级民政局以局长为首的贪污团伙。
　　宝鸡市民政局曾是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单位，局长茹小魁曾是部、省优秀工作者。可是，他却带头吃掉救灾款的利息5万元。按规定，贪污救灾款派生的利息等同于贪污救灾款。上行下效，他的几个科长、下属也纷纷动起脑筋，其中社会救济科科长就吞进了10万多元。这个茹小魁却在贪污了5万元老百姓救命钱，触及了民政资金这根高压线之后，头上的光环更多了，被列为宝鸡市副市长和省民政厅副厅长的后备人选。既然如此，他胆子愈发大起来，竟授意去虚拟一个公司，让下属的军转站给转5万元出来供他出国考察……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民政工作就这样被抽污了。茹小魁被判处10年徒刑，一点也不算重。
　　挪用、贪污救灾物资，侵吞赈灾款项，这在封建时代都是要人头落地，甚至满门抄斩的呀！可这帮人还是不怕，狂妄心态到了何种地步！层次如此之高、人数如此之多、涉案面如此之广、作案手段如此恶劣，权力真是“异化”得可以！
　　为什么整个班子都会毁于一时？这同班子第一把手的关系很大，他的蜕变会导致整个班子上行下效，造成一种骨牌效应，哗啦啦，一个班子就彻底堕落了。
　　权力私有化和权力的异化，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现象，当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一旦蜕变，视手中权力为私有，权力便异化成为个人捞取好处的一种手段。“家天下”、“帮天下”的小气候一旦形成，便出现疯狂的、肆无忌惮的串案、窝案的最终形成……
　　请看分别被传媒列为1995年中国法界大事之首位和第二位的王宝森案和邓斌案：
　　这两个案件实际同属一个串案。58岁的邓斌，从一名无锡变压器厂的绕线女工，当上了北京天隆实业总公司下属的无锡新兴实业公司总经理。她和一些不法分子、腐败分子相勾结，在持续4年的时间里非法集资达32亿多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涉及全国12个省市的三百多个单位。犯罪金额如此之多，令国人震惊，而涉案人员多达273人（其中党员干部71人。地厅级干部50人、县处级干部71人），更使人惊诧。最终全案处理了179人（县处级以上者46人），邓斌被判处死刑。
　　该案的突破带来另一重案终于撩开了冰山之角。此案的追查，使王宝森浮出水面。这个位居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要职的腐败分子，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两万多美元，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情妇及其他关系户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他还大量挥霍公款、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更有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等劣行。因罪行败露，他畏罪自杀。经中央批准，中纪委决定开除他党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当年7月4日决定依法撤销他的副市长、市计委主任的职务。真是抓住一个，牵出一串，最后挖出一窝！而此刻的本案，还在深挖，结果是从王宝森身上引发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希同的问题……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4

五

　　　　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
　　　　　　　　　　　　　　　　　　　　　——唐·柳宗元《诚惧箴》

　　　　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
　　　　　　　　　　　　　　　　　　　　　——《左传·宣公十四年》

　　贪婪、狂妄的尽头是牢狱之苦。
　　到了这一步，后悔、后怕都来不及了。如果在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时候，心中哪怕存在着应有的理智和清醒，也可独善其身，趋利避害。
　　可是，面临着即将失去权柯的，这些进入“五十九岁现象”或即将进入“五十九岁现象”的老干部们，在膨胀了的私欲浸淫下，权力私有的心态如同一剂酵母，酿出一缸使人格异化的烈酒。这缸酒好烈，自己酿出的酒又把自个儿醺得醉醉乎乎，被邪恶酒精刺激得亢奋、狂妄的大脑，更加骄横，更加狂妄，更加忘乎所以，更加不知身处何地，攫取社会财富的手段更加疯狂。
　　他们敢卖手中掌握的一切，包括弹药军火。
　　江苏省工商银行保卫处长，已年过53岁。他通过熟人，以工行保卫系统射击训练需要子弹为由，凭一张省工行保卫处的介绍信，先后4次从某单位以每发0.47元的价格，购得“五四”和“**”式**子弹10万余发。后来，他又把这些子弹转手加价卖给镇江、常州、淮阳、徐州、南通等地的工商银行。不久，中国工商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开展射击训练。这个利令智昏的保卫处长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便积极奔走，又搞到58.6万发子弹，还在南京租了一个仓库，向江苏和邻近省市销售，俨然成了一个“军火供应商”，非法获利高达12万元。案发后，这个胆大妄为的老保卫处长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个保卫处长叫顾道德，为了在离职前狠捞一把，他已经“顾”不上“道德”了，顾不上职业道德，也顾不上为人的道德，目空一切地踩进了法律的雷区。
　　“顾”不上“道德”的，当然不止顾道德一人。
　　管子弹的“卖”子弹，还有管文物的“卖”文物。
　　山西省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审理了原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张希舜走私文物一案。
　　文物局局长走私倒卖文物？这胆子也太大了！况且还是一个文物大省的厅级文管官员。
　　两年前的夏天，一个台商向山西省文物局文物技术开发中心书记畅某提出，想购买一尊关羽像带回台湾。畅某即请示文物局长张希舜，张竟当场表示同意并让人带台商去查看实物。在山西大酒店，这个文物局长接受了台商送给的好处费2000美元。很快，他指示文物总店将一尊木质关羽像连同一张外销发票，送到他办公室来。为了瞒天过海让台商顺利带出这尊未经鉴定的木质像，他叫人补上火漆，将其他文物上脱落的火漆，移植到这尊关羽像上来，表示已是经过了鉴定，并准予出口。6月7日，台商出1.5万元将这尊关羽像买出。文物局长还亲自陪他去机场。殊不知，在台商携关羽像离境时，被海关看出破绽，查获扣留了这尊彩绘关羽像。很快，真正的鉴定出来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表明：这尊关羽像是明代物品，属国家馆藏三级文物。
　　法院作出判决：张希舜的行为已构成走私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追缴的木雕彩绘关羽坐像和2000美元及省文物总店非法所得1.5万人民币予以没收。
　　关羽像又回到仓库里，持着胡须，一副严肃思考状。
　　管什么就敢“卖”什么，这太狂妄胆大了！
　　他们还敢卖官。
　　“500元挂个号，1000元报个到，10000元拿顶帽。”这个顺口溜是群众对一个卖官的县委书记开展“买官卖官”业务的辛辣讽刺。
　　这个县委书记叫郑元盛，1989年当上江西省广丰县的县委书记。他的特点是“钱官”交易，全县有十多个乡镇干部给他送钱“买官”，多为科级干部。他收受的钱财达六十多万元，还有金戒指、金项链等。
　　离县委书记五年一换届仅有一年多了，郑元盛面临“下课”的“威胁”，搞点钱的想法在他脑中迅速膨胀。“当县委书记还能干多久？”他常常这样嘀咕，”并付诸行动，主动伸手向有求于他的乡镇干部们要钱了。他把“乌纱帽”提在手里、挂在口里，这便是他要钱的砝码。他给一个乡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来一趟。当这个乡党委书记来到他办公室时，他劈头就是一句：“我有2000元的发票，在你们乡报销一下。”这个书记只好认招。可他却只是拿走了钱，而不拿发票来。过了几天，他又是一个电话叫他来。劈头又是一句：“老家盖房子，借2000元钱。”说是借，却也是有借不还。这是“直截了当式”。
　　还有“暗抛诱饵式”。吴某原只是村的副支部书记，想向上爬，送了他1000元，他便向组织部门打招呼，让他当上了乡长。过了不久，他又找到这人，透露了一个“信息”：准备在他的这个乡搞“乡长、书记”一肩挑。吴某怦然心动，很想当上党委书记兼乡长，便四处忙乎，先取出3万元存款，又去借了5000元，凑够3.5万，第二天晚上便跑到郑家，请他多关照。郑元盛乐颠颠地收下这笔钱。不久，吴某果然又加了一个党委书记的头衔。
　　一次出差开会，郑意外地碰到本县物资局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郑某，他叫他来汇报工作。听完以后，他故作沉吟状，然后拍拍郑某的肩：“你们局的局长年龄大了，你好好干，今后可以接班嘛！”一句话把郑某说得喜上眉梢。见他的胃口已经吊上来了，郑元盛便提出：我要到境外去考察，借8000元港币。“这没问题，没问题！”＿他连声保证，回县城后，他便动用公款1万元给郑元盛兑换港币。第二天，郑便和县长研究，要让这个股级干部一下子当上属于科级的县物资局局长职务，结果遭到否定。半个月后，这个想当局长的郑某又拿出公款1万元，送给郑元盛，还通过熟人以4400元人民币，兑换了500元美金送给他，说是供他在“境外考察”时使用。等他从香港返回，郑某又奉上4000元，他拍着胸口保证：一定把你搞成个物资局长！可又是一片反对声。而这时的郑某也深深迷进去了，春节又拿出1万元给他送去。郑元盛也不断地做工作，可因“阻力”太大，无法如愿。但是，受人钱财，就必须要为人消灾，他又多方努力，将郑某调到县外贸总公司任副经理，亲自确定他为“正科级”。
　　第三招是“下马威式”。该县有一个经济较发达的镇，过去每年逢年过节都要向他进贡钱财。这一次春节，镇委书记送来1000元，他心里十分不满足。当镇长、镇委书记双双来汇报工作时，他当着镇长，把这个镇委书记骂得狗血淋头，弄得镇委书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便变着法子探听虚实，终于探出，句，郑元盛曾说过：“那个镇是很富的呀，怎么这么久不见镇委书记来玩呢？”他急忙揣着2000元去晋见，重新买得他的欢心。烟厂一个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没听几句，他便是一顿痛骂。这个副厂长只好请他多关照，心里暗暗揣摩是什么意思？见对方软下来求他，郑元盛把话题一转：可以，拿点钱来，我要外出招待客人……副厂长只得送上4000元。
　　买官者中不乏卑劣之徒。县羽绒厂厂长毛某，原只是新华书店的工人，被聘为厂长，也不过是“聘用”的。他想搞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来干干，便给郑元盛送去3000元。见郑不动声色收下了，毛某心中便有了底，以后便不断地以公款去送礼。为了说明自己的确是将钱送到县委书记手里，还叫上一个职工一同前往、表明确有其事，可又不让他同自己一同进郑书记家门，而是独自送进去，出来时拍拍袋子：你看见的嘛，钱是送进去了啊。
　　公款9000元，外搭一条金项链，使他如愿以偿转了干，当上由县政府下文委任的正科级厂长兼党委书记，属于正而又正的国家干部。
　　毛某又不断地塞钱，让自己的朋友当了官，让自己的弟弟调回县城并得到提拔。
　　由于企业亏损，他又想挪窝——在这样的厂长的治下，工厂不亏掼才是怪事！他瞄准的是去县经委当一个副职。他知道这很困难，便不停地塞钱，一次就送上2万元。郑元盛也不停地为他努力，可他名声太臭，屡屡遭到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直到郑元盛东窗事发也没能如愿。
　　这家伙一面真诚表示友谊，称兄道弟，一面却准备了一个笔记本，送郑书记多少钱，一笔一笔地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根据这个“送钱备忘录”，在三年多时间内，他向郑元盛共送钱24次，金额近十万元。
　　这个贪婪、狂妄的腐败分子，搞的是量“财”提拔！权力的异化，竟到如此程度！
　　于是，在中国反贪史上，除了揭露出大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典型外，又出了这么个“钱官交易”的丑角！他的作为，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声誉。
　　卖官者贪婪、买官者也贪婪。既然是花钱买来的官，就要借这个“官”攫夺更多的钱！那个羽绒厂的毛某，侵吞公款近十五万元；那个拼命想当上物资局长而最终当了县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的郑某，侵吞公款五万多元，还有数名科局级也堕入贪污、受贿的泥潭……这个县的官场，弥漫着层层毒雾。
　　法律之剑豁然而出，刺破阴霾。这些因花钱买得官，又迫不及待要以官换钱的脚脚爪爪们，被法律之剑挑开伪装，个个原形毕露。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纷纷吐出向县委书记郑元盛行贿的事实。
　　郑元盛这才发现，这些被他视为滚滚财源的脚脚爪爪们，此刻都成为令人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的一个个火山口。
　　从他贪婪狂妄之心萌发之时起，他就一直坐在火山口之上。此刻，火山口终于爆发出滚烫的岩浆了。
　　他的问题很快就得到查清，他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受贿卖官的郑元盛没有光彩地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被钉在了中国反贪倡廉史的耻辱柱上。他的晚年生涯将是在刻骨铭心的追忆中度过。
　　受贿卖官的不仅是郑元盛一人。
　　在山西省汾西县，出了一个贪污罪犯竟差点当上反贪局局长的奇闻。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曾就此事件，连同江西广丰县郑元盛案一同发出通报。通报说，山西省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干部，在提拔任用曾犯有贪污罪的乡镇企业局原局长孟永明时，大肆受贿。郑泽生多次收受益永明的贿赂，并根据孟永明的意愿，郑泽生等人决定任命他为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上述安排引起汾西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地区检察院的反对未能得逞。后又改任孟永明为县计划委员会主任，为此还推磨式地调整了三个部门领导人的职务。
　　真难想象，如果没有“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没有“地区检察院的反对”，或者这帮人又用什么手段淡化。软化了这种“不满”和“反对”，这个孟永明如愿以偿当上了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负责全县的反贪廉政工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不是一只硕鼠打进猫的队伍了吗？
　　好在这一切没有发生。连同变质的“猫”，也被清洗出猫的行列。
　　原县委书记郑泽生被依法逮捕，山西省委、省纪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文贤，原县委副书记王亚平、王文平，原县委常委、副县长乔成喜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处分；原副县长梁集慧受到行政降级处分。
　　有卖官的县委书记，也有买来的县委书记。
　　这个镇党委书记先后送出8辆轿车，其中7辆送给领导干部子女使用，而一辆奔驰则是送给权倾一时的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使用。
　　1989年，当时担任北京顺义县顺义镇党委书记的刘金生，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儿子陈某，便更加狂妄自大、骄横跋扈。顺义县委决定调他去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殊不知，陈希同发话了：刘金生的任用，市委另有安排，现在不动。两个月后，刘金生到长城脚下的延庆县走马上任，当上了县委书记。
　　据事后的调查，他这官是“买”来的。他的捷径是靠近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对一些他认为用得着的领导，便主动为其配备手持电话。这样，领导的电话号码也被他掌握起来了。陈希同儿子一句话：“刘哥，我来看你不方便！”他便送上一辆轿车，还三次用公款请陈希同的儿子出国。据查，他用于请客和以实物送礼的金额就达85万元。
　　既然是买来的官，就要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含金量”。于是，在任职期间，他大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挥霍国家资产。
　　终于，他以金钱买官做官、又以做官捞金钱的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北京市委给予他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检察机关依法对他予以追究。
　　卖子弹、卖文物、卖官……这是多么胆大妄为的举动！可见，有关的涉案人员心态扭曲得何等厉害！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手中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处于权力失衡的层面，必然会诱发贪欲膨胀、导致狂妄心态的形成。
　　于是，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官员便出现了。带来的是国有公共财产被侵吞、社会风气和党风的败坏。
　　而最终，犹如脖子上套上条条纹索，狂妄的结果是提前结束政治生命、乃至自然人的生命。
　　这时，再想将狂躁的心态调整到平淡，他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一个不知被哲人和普通人说过无数遍的真理：世界上最难买的是后悔药。
　　作为个体，社会要尽量唤起他们的良心和良知。然而，仅是寄希望于“内圣式”的道德自我完善，是远远不够的。
　　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痛斥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的人还不少，买官卖官的也有。甚至还有骗官当的……”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在就郑元盛、郑泽生这一南一北“二郑”受贿卖官的事件发出的通报中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严肃组织人事纪律，严惩卖官鬻爵者，坚决杜绝买官卖官的歪风！
　　的确，遏止住“公仆”变质、狂妄心态滋生并膨胀，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
　　查处案件是反腐败的最具威慑力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形式，也不是治本的形式。要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光治标不治本不行，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措施之一。
　　我们不无痛心地看到，产生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章不循、违章不究；转型期制度漏洞较多；既有少数领导素质不高的原因，又有领导者权力过大，有权无责、缺少制约……
　　监督机制不健全、惩处不严是一大原因，而“关系网”“保护伞”时时发挥作用是其深层次的原因……
　　教育管理乏力是一大原因，而干部人事制度又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个涟漪套一个涟漪，引导着我们思索得更多更多。
　　我们寄希望反腐狂飙掠过水面，激起惩治贪官的大波巨澜，我们更希望加强制度建设，让我们事业永远活水常流。
　　遏止住狂妄、贪婪心态，防止权力的异化，把人性的弱点和不良欲望约束在必要的方圆之中。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腐败现象出现；我们的社会共有财富，能最大限度地被防止流失进变质公仆私欲的黑洞；我们的政体，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次次烈度不等范围各异的震荡；同时，也能真正地保护老干部，防止一个个曾是社会精英、弄潮勇士的变质。
　　真的，他们还是挺不易的。从赤条条来到世界，历尽磨难、寒窗苦读，凭聪明才智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展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在要走向金色的晚年时，把握不住自己，压抑不住私欲，克制不住膨胀的贪婪心态，终于任凭命运的大剪刀，咔嚓一声，便把本来就不长的人生之路，无情地剪成前后颜色迥然不同的两段……
　　他们克制不住、压抑不住、把握不住，那就让制度来帮他们克制、来压抑、来把握。
　　这样，也许他们会觉得约束，觉得不自在，但总比最终翻身落马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乃至失去生命而自在得多。
　　这里的“他们”，自然是指公仆队伍中接近从政生涯结束之日的老干部中的极少数人。而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是国家的栋梁、是事业的中坚，制度和纪律只会为他们辉煌的人生提供一道牢固的保险绳和一张可靠的安全网。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5

第四章　最后的驿站
　　　　　　　　　　——蔑视监督、恣意妄为的投机心态

　　腐败，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正常秩序的破坏。它使国家蒙受损失，企业增大成本，公民增加负担。它损害的，首先是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同时，也助长个人伦理道德的沦丧。
　　为了国家的千秋大业，为了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必须“标本兼治，预防为主”。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有效地监督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能，从而对腐败现象能够防患于未然。或者说，当腐败现象出现滋生、萌芽时，便可以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几位自恃无人监督、或认为监督形同虚设，终于在为政的最后几年跌进高墙，走进生命最后驿站的老干部的犯罪经历和堕落心态。
　　我们将会看到：反贪倡廉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除了思想上和制度上的高度警惕外，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将会深深思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并不断加强和完善它，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客观要求。在这个监督体系中，应该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司法监督、政府内部的相互监督、政府专门机构的监督、社会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
　　我们还将看到，不管腐败分子如何自恃资格老、职位高，最终逃不出社会的监督。群众监督，是广大群众直接参予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批评、检举、申诉和控告，这些权利是《宪法》规定的。重视群众工作，是中国gong c dang人的优良传统，在大打反腐的跨世纪的攻坚战中，它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少贪官，被它拉下马来。
　　我们还将看到，作为一种事后监督，人民检察机关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享有监督的权力，对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将提起国家公诉，法院可以依法进行严惩。这种监督，更犹如一柄震慑之剑，令腐败分子不寒而栗。
　　尽管腐败分子会得逞于一时，自认为无人监督，不怕监督，但他们最终将逃不脱监督的法网。
　　让我们通过个案来剖析这类典型吧。

　　　　　　　　　　　　　　　　　一

　　　　出一令可以止横议，杀一犯可以儆百众。
　　　　　　　　　　　　　　　　　　　　　　　——《商君书·赏刑》

　　赵甫安终于走向了他那飞黄腾达的最后驿站。
　　四川省石油公司原党委书记赵甫安（副厅级）终于站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台上。此人为官二十余年，几次被查，查一次调动一次，每次调动仍然作他的官，而且都是官升一级。随之“反弹”的则是，官越当越大，贪污受贿的胃口也更大，直到走向这最后的驿站。
　　金秋，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按法律程序进行。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甫安利用其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人民币63万元，贪污公款人民币5万元，共计赃款68万元。法庭认为，本案数额巨大，影响很坏，本应予严惩。但被告人赵甫安在案发后能如实交待其主要犯罪事实，并积极退清全部赃款，可酌情对其从宽处罚，故判决如下：
　　一、赵甫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对赵甫安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本案收缴的受贿、贪污赃款，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年逾50的赵甫安终于以死因之身而羁于高墙之内，迎来了悲怆的晚年生涯。
　　纵观赵甫安的一生，从一个小秘书到副厅级干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曾因经济和生活问题四次被群众举报。前三次，纪检机关立案查一次，他就调动工作一次，换一个地方仍然担任要职。他担任渠县县委书记时，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纪检部门立案调查他的“生活”问题和经济问题。结果是：经济问题，其妻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生活”问题虽非空穴来风却查无实据，案件便搁置下来。不久后，他便由达川地区的一个边远县城调至地区所在地的达县任县委书记。不久，中纪委便收到举报他在新职位上受贿的群众来信，遂责成省纪委调查。在初步掌握事实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决定他停职接受审查。在这期间，他大叫其冤，通过公开的、秘密的活动，居然又给他滑脱了。岂止是滑脱，他再次逃脱惩罚的结果，反而是官升一级，于90年代初调任为涪陵市委书记，并很快升任涪陵地委委员兼任涪陵市委书记。1994年，如雪片般的举报，使纪律检查、行政监察部门和政法反贪机关的目光再一次盯牢他。风声一紧，他又展开“公关”活动。结果是，这年的10月，他竟奉调省城，担任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
　　随着北京王宝森案件的披露，人民群众的反贪信心更足。一个个举报电话，一封封举报信，从涪陵、从成都，再次飞往北京，飞向中央、四川省委和检察机关。到底还是人民胜了，1995年3月，赵甫安终于被检察机关宣布逮捕。
　　追查的结果，赵甫安到了成都，又更加变本加厉地索贿、受贿、贪污！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典型？按理说，他侥幸地一次又一次逃脱制裁，庆幸之余，也应掂量掂量党和人民的力量，该吸取教训有所收敛了，可他却查处一次，更疯狂地搜刮一次，然后再升官一级，再疯狂地展开下一轮的搜刮……
　　自恃缺乏真正监督、恣意妄为的投机心态，促使他终于走向人生的最后驿站！
　　像赵甫安这样的老干部，心灵深处有一个“死角”，总是认为自己资格老、职务多、地位高；特别是由县处级到地厅级过渡的这一当口上，自认为完成了由中级干部到“高级干部”的过渡，在仕途上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他在长期的工作中编织了一个完整的关系网，认为上级部门无法监督，或“不敢动真格监督”，认为在改革转轨之际，法制尚不健全之时，对他们这一级干部的监督机制会出现“空档”，于是产生强烈的投机钻空子心理，便有恃无恐、毫无畏惧地捞钱、捞钱、再捞钱，直至彻底毁灭。泰山脚下，泰安市党政领导贪污窝案中，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的一句话，“像我们这一级干部，就无人监督了”，足以表明这类人走向犯罪的心态。
　　8年较量，伪装总被雨打风吹去。法律和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有人曾将赵甫安不断升官的几个地方用线连结起来，发现恰似一个弯弯的鱼钩。这鱼钩，是别人用钱在钩他的权，也是他在用权钓别人的钱；而这鱼钩，倒过来就是一个问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它绵绵于大地之上，似乎在发问：
　　一个查一次升官一次再照样犯罪的现象究竟说明什么？
　　一个利用监督不力，恣意妄为的人是怎样最终毁灭自己，并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害的？
　　让我们以赵甫安最后的驿站为起点，去追寻他的人生之路，去剖析这个独特的典型吧。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5

二

　　　　凡诸祸根，不早断绝，则或转而滋蔓。
　　　　　　　　　　　　　　　　　　　——汉·王符《潜夫论·断讼》

　　40年代初，赵甫安在大巴山深处的万源县一个群山褶皱里出生了，艰苦的岁月伴随他度过幼年。这里是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故事使他朦朦胧胧地向往着一个光明的时代。在他十岁左右，“当年的红军回来了”的喜讯传遍大巴山，震奋着这个少年的心。然而，艰辛的生活，又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必须尽快离开这贫瘠的大山，这个念头驱动他拼命读书。
　　60年代初期，他考入了西南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四年寒窗后，他分配到渠县作县政府的秘书。
　　出身贫苦的他，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达到了。一想到他那些童年的伙伴仍头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地在土坷垃里刨食吃，他满足了；然而，一看到他前面还有科长、主任，乃至县长、书记，他又深深不满足了。
　　那一次，一位故乡的长辈去探望他，他大大方方地把长辈带进馆子里，花了10元钱让这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山里人饱餐一顿。刚从饥饿的年月挣扎出来的这位农民吃得满嘴冒油，几杯跟斗酒一下肚，话也多了：“甫安呢，你真会享福呢，你过的日子简直是皇帝过的日子哇，你是大福大贵的人哟……”
　　其实，摆在他俩面前的，不过是回锅肉、烧肥肠一类的菜，再加半斤劣质烧酒罢了。但也够这位山里人感叹不已了。
　　那一刻，年轻的赵甫安心里，一股“苟富贵，毋相忘”的豪情顿时涌上心头，猛地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感觉。
　　当两人头重脚轻，带着各自的满足，飘飘然地搀扶着迈出小饭馆时，一辆吉普车“滋溜”一声从街上飞驰而过。
　　赵甫安愣愣地瞪着这个在小县城尚属稀罕之物的吉普车消失在大街尽头。
　　原来，他醉眼朦胧中，分明看清了那车上坐的是他顶头上司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位亲戚来看望他的顶头上司，小住几日，顶头上司便派车送他亲戚回家了。
　　这一件小事深深刺痛了赵甫安的心：“这才叫有面子呢！总有一天我要我的亲戚也坐上小车回家！”
　　不管这个传闻是否属实，但这件事或是类似的事，都更加激发起他向上爬的欲望。
　　只有当官，当大官，才能享受，才能出人头地！于是，他拼命地表现自己、拼命地拉关系、找靠山。
　　时代的大潮很快把他从芸芸众生里推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人生的机遇骤然降临。他很快由秘书科副科长，升任地委副秘书长，然后任渠县县委书记，不久又当上达县县委书记。
　　权力就这样降临，这个农家子弟当年所憧憬的一切都出现了。本来，对于一个只想搞一辆车送远房亲戚回家，让亲戚、也让自己长长脸的当年的小秘书来说，该满足了吧？可是，他对当年的寒碜已嗤之以鼻了，他有更大更高的追求。他的“官”做大了，他不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给他的，是希望他运用这权力为人民多干实事，反而认为这是他自己个人奋斗的结果，是他理所当然该得到的。既然该得到，那么，利用他顺便为自己谋取点利益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
　　“一个县委书记权力有多大？只有当上，你才知道。”赵甫安常常这样自鸣得意。
　　他所在县，被列为体制改革试点县，随后又“撤区并乡”，大批的乡区干部都面临着升职与降职，肥缺与苦差的选择。赵甫安搞起了“八大军区司令员换防”的把戏，搞得区乡干部走马灯似地绕着他屁股转，活活把一件利国利民推进改革的事，搞成显示他权威的大好机会。
　　权威是伴随着利益而来的。赵书记门庭若市，上门求情的走门子的如过江之鲫。当然，来的人不会空着手来，“太庸俗了！”他不停地嘀咕，的确，大包小包的东西令他十分厌烦。
　　当县委书记的日子，只不过是他搞钱的“初级阶段”。
　　这时，他已悟出“权”之奥秘。他认真研究过“权”这个汉字。这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县委书记说起“文”、解起“字”来，另有一番歪说：
　　“权者，全也；全者，无所不包也。”
　　的确，有了权，什么都能得到。他已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了，这完全是他的心得。
　　然而，只有摆脱了监督的权力，才能为所欲为，才会像普希金那个著名童话诗《渔夫的故事》里面那个要什么便有什么的渔盆，而只有渔盆到了贪婪的渔妇手里，才会成为贪得无厌的工具。可借，对外国文学并不陌生的这位前中文系的才子来说，只看到了这个寓言故事的前半部，看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渔盆。那个贪婪的渔妇的结局是“权力”受到监督，被最终剥夺，宫殿没了，绫罗绸缎没了，凄风苦雨中，只有破茅草屋在伴随着她。
　　其实，这时的赵甫安应该感到权力被剥夺的威慑在压向他。就在他任两地县委书记期间，一方面，他是“第三梯队”的后备干部，被列为培养“苗子”，一方面，又是纪律监督部门进行调查的重点对象。
　　是监督力度不够？方法太少？还是赵甫安太狡猾？
　　是群众和组织的力量太小？还是赵甫安能量太大？
　　一场又一场的“虚惊”，反而使赵甫安产生“不过如此”的轻蔑感叹。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会产生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效果，也许会产生响鼓不用重锤的效应，应该会悟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的道理。可赵甫安不！由于其独有的心理构造和经历，反而强化了他“监不监督，无损于我一根毫毛”的投机心理。他自认为他平时的拉关系、编织关系网的功夫已经到家了，“关键时刻可派上用场了”，投机心态令他有恃无恐。
　　他忽然想到，那大会讲小会说，那报纸登电视播的“反腐败”，不过是田里头的稻草人，吓唬麻雀的！
　　“而且是吓唬胆小的麻雀。”他自鸣得意这个比喻。
　　赵甫安可不是胆小的麻雀！经过一场场“虚惊”，特别是在达县工作后期，因两次受贿被举报，上级纪委决定他停职反省，接受审查期间，他反攻为守，四处告状，告那些“陷害迫害”他的人，迫使案件搁浅，更使他尝到甜头。
　　1990年初，在达县的干部群众莫明其妙之中，他离开达川地区，来到另一个地区——涪陵地区，并任地区所在市、长江边上的名城涪陵市的市委书记，旋即升任地委委员，成了副厅级官员。
　　这时，这位中文系的才子又开始咬文嚼字起来，对他念念不忘的“权”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并加以新的诠释：
　　“瞧瞧，权者，左为‘木’，代表印把子也；右边这个‘又’字，意思就深奥了，味道就长了，含义就丰富了，表示的是，印把子又可以给你，又可以不给你……”
　　其实，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何曾不明白这个“权”字是简化字，其繁写古字是形声字，这个右边的“又”的原字形是表音的，与什么“又”给你“又”不给你之类根本不搭界。他只不过是借故出徐州，找个由头来抒发心中的感慨罢了。他的潜台词很清楚：
　　这个“权”现在“又”给我了，我“又”要掌印把子了！
　　严格地说，赵甫安这个歪才这点领悟不无道理。人民赋予公仆的权力，的确不是终身授给的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人民可以授予你，“又”可以不授予你。换言之，当你踏踏实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作贡献时，人民“又”可以授权予你，你起码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当你走向反面时，人民“又”可以吊销你的权力，“又”让你两手空空。人民是监督者，是最高的监督者，他们监督自己公仆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必然性却与可能性形成了脱节。正是这一点，造成了赵甫安，以及与赵甫安相似的那些人、热衷于“权”柄而个人主义意识膨胀的官员，在无人监督的投机心态支配下，赶在退休之前大捞一把。
　　滚滚长江边上，赵甫安春风得意，带着他潜心研究过的“权”的全部心得，走马上任了。
　　怀揣着“印把子”，“又”登上了厅局级的宝座。人们可以推测到，这个对“权”有强烈欲望，又那样蔑视监督机制，视包括群众监督、组织监督为草芥的“父母官”会干些什么。赵甫安，涪陵人民的一颗灾星。

廉政公署 · 发表于 2009-2-9 11:45

三

　　　　荒者，乱之萌也。
　　　　　　　　　　　　　　　　　　　　——清·魏源《默觚·治篇》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
　　　　　　　　　　　　　　　　　　　　——汉·刘向《说苑·说丛》

　　赵甫安在涪陵公众面前的第一个亮相精彩极了。涪陵群众至今妇孺皆知。
　　那是一个星期天。夫妻俩新来乍到忙碌了一周，眠床也是正常的。朦朦胧胧中，老妻感觉到丈夫蹑脚蹑手地起了床，她翻了个身又沉入回笼觉之中。殊不知，一阵窸窸窣窣声音又将她惊醒。她感觉到赵甫安在桌前收拾了什么东西，已穿戴完毕，准备出门了。
　　“有名堂！”赵妻一个激灵，残梦顿时扔到爪哇国去了。在达县，关于赵书记是“花猫书记”的传闻已沸沸扬扬。我们记得，纪检部门对他的立案，就有群众关于“生活问题”的检举。自然，风声也吹到赵妻耳里。
　　到了涪陵，赵妻对不安分的丈夫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新地方拿出个新样子来，涪陵是个城市，当书记的要放规矩点。”赵甫安自然连声答应。可现在，星期天的早晨，一无公干要办，二无朋友相邀，神神秘秘的，丈夫去干什么呢？
　　值得怀疑！赵妻翻身下床，胡乱套上衣服，便像个地下工作者一样，暗暗追踪而去。
　　赵甫安全然不知黄雀在后，迈着八字步，不慌不忙地向邮局走去。
　　踏着一路乳白色的晨雾，赵妻深怕丢失目标，忽远忽近，忽紧忽慢，牢牢盯梢。
　　赵甫安来到邮筒前，掏出一封信，又用手抚摩一阵，才恋恋不舍将信塞进邮筒。
　　呀，信！赵妻差点叫出声来。她急忙用手掩住嘴巴：那么厚的信！肯定是……肯定是写给过去的老相好的，肯定！
　　待丈夫走出邮局，意犹未尽地消失在门口，赵妻随即从一旁门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营业台，像国家安全人员侦破间谍案一样，向柜台内亮出身份——当然不是亮出“派司”，而是急急地表明自己的来头：
　　“我是市委赵书记的爱人，新来的赵书记！我要查一封信……”
　　市委新来个第一把手，服务员是依稀晓得的。在这个贵夫人的咄咄气势下，邮筒打开了。
　　赵妻一把抓住那封厚厚的信：“硬是他写的嘛！”可是，还没等她把熟悉的字体认全，意外发生了——
　　仿佛心灵感应存有预感，赵书记对他的绵绵情书不甚放心，又返回邮政大厅。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眼前一晃，下意识地，他怪叫一声：“糟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赵书记降尊纡贵，一个前冲抢过那封信，抽身就跑！赵妻昏浊浊见信不见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毁灭罪证！转身便追。赵书记回头一看，跑得更快了。
　　涪陵街头，便出现一对老夫老妻的滑稽推拉镜头：一个在前面跑呵跑，一个在后面追呵追……落俗套的某些国产影片谈恋爱的镜头似乎在这里重现。可是，那情趣，那氛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这对白发夫妻心头。
　　“抓小偷的……”“哪里哟，早晨锻炼身体的！”“不对嘛，跑步咋在大街上呢？”“唔，表情不像，有点性急和紧张，像是抓小偷……”
　　渐渐人多起来的涪陵大街上，人们在指指戳戳猜测着。
　　“啥子哟！”猛然有人回过神来，一拍大腿：“那男的是赵书记，市委新来的赵书记！昨天还到我们单位看望干部，发表就职演说……”
　　涪陵是山城，冲到前面一拐就上梯道，两边是汤元面条一类的小吃早点店，往前就是地委大院，梯道小巷左边有一个大礼堂。赵书记喘着大气，“蹬、蹬、蹬”地登上梯道；赵妻鼓起余勇，眼看擒拿在望。
　　不宜强逃，只能智斗！赵书记已到了强弩之末，只得边跑边观察地形。“有了！”书记大喜。原来，大礼堂旁边有一厕所，他急忙钻进男厕所！吓得倒马桶的一个老头直哆嗦。
　　赵妻徒唤奈何。
　　像个地下党似的，赵书记一脸警惕，眼睛余光直扫厕所外，一边急急地撕毁手中的信件，像在撕毁密电码……
　　厕所外挤满了叽叽喳喳看热闹的好事者。
　　赵书记出来了，带着一脸轻松、一脸欣喜出来了，瞅瞅垂头丧气又气急败坏的老妻，眼神中甚至露出几分幸灾乐祸。自然，也带着一头臭气。
　　“赵书记早晨锻炼钻厕所”的笑谈在涪陵城头越传越有趣。
　　都市的邮局总是各种信息的交流中心。“赵夫人勇夺信件”的真相始终让人猜不透，因为那封关键的信件截获未果，内容不敢妄断。但根据那情形，谁都可以推测是怎么回事。
　　防民之日甚于防川，群众的口头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赵书记。市委书记的交椅还没坐热，他的形象在涪陵人民心目中已如一个扮演滑稽剧的三花脸。
　　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摆谱弄权。人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赵甫安这个腐败透顶的贪官人生驿站中的一个小花絮、小插曲罢了。
　　妻子同她的书记丈夫大吵一场，约法三章又加一章：管得你干啥，只要莫把臭婆娘引进家门！，说是加了一章，但那口气，比先前大大后退了。
　　她很快发现，令她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
　　涪陵人民很快发现，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也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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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官场达人：吸取王善武、卿文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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