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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6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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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破碎的晚霞
——不甘清贫,傍结大款的攀比心态
一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财黄;所入者变,
其色亦变。
——《墨子·所染》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晋·陆机《要览》
党的富民政策如春风化雨,“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最终走向共同致富”这一战略构想,在经过“姓社姓资”的风风雨雨争论之后,终于深入人心。
致富不可能“齐步走”,一声令下,全国十余亿人口一夜成为“富翁”。
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近水楼台,率先走上了致富道路。
短短十多年,人们看待财富的目光从疑惑到鄙视,不知不觉间,又开始变为羡慕,并把一些巨富称为“大款”。但是,.又把亲近“大款”、从“大款”身上得到一定好处的行为,取了一个暗含讥讽的词儿——“傍大款”。
“大款”和“傍大款”都有鄙夷的味道。
其实,把一切成功的企业家,把一切靠自己聪明才智获取财富并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统称为“大款”,是一种浅薄的集体无意识。因为被视之为“大款”的这个群体,不可一概而论。在这里面,有勤劳致富、艰苦创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时代弄潮儿;也有靠头脑灵活,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而一朝暴富的主儿;等而下之,也不乏坑蒙拐骗、害国害民而牟取暴利的不法之徒。
这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一道独特风景;鱼龙混杂,是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而大浪淘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们中的一部分,将不断地完善自我。贡献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精英,发挥应有的更重要的作用。
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完善,规范化操作、依法运转的经济机制的确立,坑蒙拐骗、白手套狼、暴取牟利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他们或是升华,或是沉沦,或是如同残枝败叶被时代的巨浪所淘汰……
不过,那是今后的事,而眼下,我们还得面对这个庞大而芜杂的群体。
在一般情况下,作为领导干部,与大款交朋友,增加了解,是一件好事,可以直接触摸到时代脉搏;对优秀的企业家,了解他们的心声,对素质不高的“大款”,给以帮助、引导,使其迅速成熟,升华人生、完善自我。但是,作为“公仆”——全体社会的仆人,如果只与社会成员的这一独特群体交往过密,接触过于频繁,也不够妥当。尤其是在“正常交往”的幌子下进行权钱交易,就十分反常了。而一些素质极差的“大款”正是瞅准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变着法子套近乎、搞关系,用手中的小钱去换取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又靠着买来的权力去赚取更多的金钱。
一些“大款”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规范经济运作中因违法犯罪而翻船,而在他们身后身前,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因“傍大款”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结果,干部本身被毁掉了,党的形象在群众中更受到伤害。
接近离退休年龄的老干部,是这些心怀叵测的“大款”进攻的重要方向,因为几十年从政经历使他们有崇高威望,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力。他们看中权力,要用金钱将老干部们牢牢套住。
遗憾的是,在老干部这个群体中,来日苦少,不甘清贫,要在离开权力之前捞一把的心态左右了一些人。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二者一拍即合,共同造就了“五十九岁现象”中的一个“子现象”——攀比“大款”、“傍结大款”,最终,老干部和“大款”双双入狱,或者是老干部锒铛入狱,而“大款”则因种种原因,反倒逍遥法外,一任头发灰白的老干部们在凄冷的牢狱中向隅而泣。
傍结大款是从不甘清贫、盲目攀比开始的。
“他们凭什么靠不正当手段暴富,一夜之间成了‘大款’?大家都是人,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只不过我入了官门,他下了商海,凭什么捧着‘金饭碗’受穷?”
浙江桐乡市原市长吴某,曾是个有志向,也很有办法的领导干部,几十年踏踏实实为家乡父老干了不少好事。可就在从政的后期,他收受贿赂钱物共计二十多万元。他是这样解剖自己的:看到过去的同事、同学通过各种途径都富了起来。论能力,我比他们强,如果不强,也不会一步一步当上市长;论职务,身为一市之长,每年从手指缝露过的钱以百万。千万计;论智商,自己也比他们高。可是一看收入,每月就那么几百上千元工资,而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到了年底,厂长经理发奖金,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可身为一市之长却两手空空。想到这些,心里就不平衡!这样一比较,“捞点钱”的想法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郭子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自小在农村读书,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考上了山西矿业学院,后分配到最底层的大同矿区,从实习技术员,干到队长、区长、矿办公室主任。他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同一切领导干部不沾亲带故,也不愿走门子拉关系,全靠刻苦、勤奋,干出成绩来,后来当上了矿长。因工作出色,又调到北京煤炭部;同时奉调的十多人,后只留下三四名,郭子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在部里从副处长、处长、主任,一直当上副局长。从矿井深处走到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总经理的岗位上,从农家子弟而为高级干部,他辛勤奋斗了32年。
可是,从高级干部到一个死囚犯,他却只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
反差何其巨大!堕落何其迅速!
这种堕落是从灵魂深处的攀比开始的。
在煤炭部干行政管理工作那会,不直接与金钱接触,心里反倒平静。可是,当商品经济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社会上的高收入高消费犹如一道钱塘江潮,拍打着一贯守道安贫的郭子文。由于种种工作、交际的需要,他也目睹了若干令他咋舌的灯红酒绿的场面,心中犹如打翻五味瓶:“凭什么?我一个堂堂司局级干部,每月收入不过五六百元,这些‘大款’富商,还不是靠我们开绿灯才发了财的……”
此刻,他还只是这么想,没有机会实践。
当他以工作实绩干上了正局级的总经理时,手中握有实权了,思想一下子就彻底倾斜了。
这个总公司上亿元的资产和资金,大量的外汇结余,既富得流油,又权力颇大。一个思想已开始抛锚的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不良的种子迅速长出邪恶之苗,开出邪恶之花,最终结出罪恶之果。
当了总经理,手里直接管着上千万元的资金,自然成了大款眼睛牢牢盯住的目标。
求的人多了,上门送钱、行贿、给好处的人多了,郭子文彻底放松了思想警惕。
他的问题,是从8000元开始暴露的。
一家报社的负责人利用组织企业文化节的机会,向企业索要贿赂一万元,被检察机关纳入侦查视线。这个负责人如实交待是收过,但放在一家广告公司负责人处。检察官顺藤摸瓜,查到广告公司,这人也认帐。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了,可检察人员却在这家公司发现了新问题。在办企业文化节时,这家广告公司向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拉了10万元的赞助,并付出了一部分“感谢费”。广告公司承认,分两次付给公司总经理郭子文8000元。一次是用信封装着送到他办公室的,另一次是人民大会堂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在小餐厅走廊上交给他的。
检察人员认为这是受贿,便迅速核实。
郭子文承认了。他认为总公司刚成立,需要提高知名度,作些宣传也是正常的;至于钱嘛,收过,但马上交给了财务处。后来财务处叫广告公司来领走了,他们还写了收条。他当场出示了收条。
在找财务处核实时,财务处否定收转过钱,只是说,当时郭子文交待过,只要有人来说,请担待点。
传唤广告公司负责人,几经周旋,他们承认,是第一次广告公司受到检察院调查时,马上向郭子文通了电话,他才交回8000元,并给他打了一张收条。
8000元,一笔小小的受贿款,拉开了结束郭子文辉煌人生较量战的序幕。
检察人员从这个小小的缺口出击,发现总公司在郭子文的授意下,不断地向外单位拆借资金,并转让国家拨给的外汇额度:向中关村信用社拆借2500万元,向大连中创公司拆借500万元,向连云港某公司拆借3410万元……有的发生不应有的严重拖欠。
郭子女是这样解释的,刚从机关到公司,不熟悉经济规律,用活资金时不够谨慎,属于工作失误。
检察人员南征北战,查明了每一笔拆借资金背后的秘密:大连那笔,他受贿5万元;连云港那笔资金分5次到位,分别受贿1万和5万元。中关村信用社那一笔,他受贿5万元……
他心爱的女儿和女婿也卷进大肆受贿的漩涡。他女儿受聘在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向总公司提出要些外汇额度,郭子文同意给259万美元。父女俩合谋,要对方以1:3.4元接手,而对总公司报价仅是1:3.1元,其中0.1元交公司财务小金库使用,还有0.2元的比例差价共51.8万元便落到父女俩手中。为掩人耳目,女儿和女婿又作为借款,将这51.8万还给那家公司,还支付了利息,补写了借款协议,出具假收据,以为便可瞒天过海。
尝到倒腾外汇额度的甜头,他的女婿又向另一家公司倒卖了他提供的2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得到了20万元的现金。
一时间,郭子文的女婿女儿笑逐颜开:摊上了一个握有实权的好爸爸!这比过去在部机关干,简直好到天上去了!
罪恶之果迅速灌浆催熟。
仅仅四五个月时间——四五个月啊,如果在机关里也许一份报告还没起草完毕——可这个从机关到企业负责的正局级干部,在他五十多岁的年轮里,迅速走到另一面:他利用职权,大肆侵吞不义之财,总数近二百万元之多。
本来可在晚年的最后8年时间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内,再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可是郭子文“轰”地一声倒下了。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恩爱,儿女都是大学生,事业有成,儿孙绕膝。一下子,温馨的天伦图被撕得粉碎。
更为惨痛的事实是,女儿、女婿成了同案犯,同他一起站到被告席上受审,共同聆听对他的死刑判决的决定。
他倒下了,没有再爬起来。刑场上,一声冷酷的枪响,结束了他五十多岁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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